王泽鉴教授提到，伟大的法学家恩斯特·拉贝尔（Ernst Rabel）强调：法律譬如身体，判例是血肉，学说是神经，三者合而为一，不可分离。法之适用与法释义学始自案例。对法律的深刻理解，离不开具体案例的适用。由此笔者想到了日前处理完结的一则经过法院一审、二审的案件。此案对于理解《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具有直观的意义。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之一。在个案中，如何判断“意思表示真实”，决定了争议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前述案件的基本案情可以抽象概括为：

A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B公司向A支付一笔融资顾问服务费用，高达数百万元。A某提供了与B公司签署的一份《融资服务合同》，其中A在合同尾页乙方处签名，B公司在合同尾页甲方处加盖了公章。

B公司就此案的抗辩之一是，B公司从未与A某存在建立融资顾问服务关系的真实的意思表示。A之所以持有双方签字盖章的《融资顾问咨询服务合同》，是因为B公司将其在甲方处加盖公章的，而乙方处为空白的《融资顾问咨询服务合同》交付给某C某（C为律师），B公司的本意是与C所在的律所事务所签署《融资顾问咨询服务合同》，因此，《融资顾问咨询服务合同》尾页乙方处均有“注册地 址”“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字样，由此可见B公司并无与A某订立合同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B公司的人员从来就不认识A某，B公司也从未与A某有过任何履行合同的沟通和交流，A某也从未向B公司提供任何融资服务，A某也不具备任何融资顾问咨询服务的资质和能力。

A某则主张其曾经与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过电话联系，有了联系后，委托C律师代表其与B公司进行合同的磋商与具体履行（C律师是A某的女儿）。

在此情况下，法庭要求A某提供与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过任何沟通的微信和电话通信记录，A某称其以前适用的手机号码更换，已经无法提供，并且因时间久远（超过六个月），法院亦无法通过调查令的方式查明A某是否曾经与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电话。

最终，一、二审法院经过审理，综合在案证据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之一是意思表示真实，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B公司存在与A某成立合同的意思表示，A某主张其作为相对方与B公司之间成立《融资顾问咨询服务协议》。因此，驳回A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可见，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一方即使提供了双方签署的合同，并不必然能够主张双方订立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在相对方提出合理抗辩的情况下（例如合同内容方面的不合常理，A某为自然人，然而在A某签字的部分有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等字样，A某的教育背景和能力，合同的签署日期等），在此情况下，主张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一方应当对此进行合理说明和举证，在不能进行合理说明、举证的情况下，法院将综合案件情况判断双方是否存在从事相应民事法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判断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总而言之，意思表示真实，始终是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判断的重要要件，不容忽视。

首发：微信公众号“隆安上海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