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信托、私募、债券等投资者咨询：我能否在当前证据有限的情况下，依据法律赋予投资者的知情权，先提起知情权之诉，拿到产品成立前后的尽调文件、以及存续期间的管理文件后，根据这些文件查找金融机构违反管理义务的证据，而后再提起产品索赔之诉？其实这种想法是好的，但过往乃至当前的实践尚不允许，鉴于资管类产品所涉文件的特殊性，该类知情权之诉并不能达到所诉的目的，下文也就此重点来展开。

关于资管类产品知情权之诉的请求权基础，主要有以下法律法规组成：

《信托法》第20条：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46条：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下列权利：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有权查阅基金的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但实际上，知情权过往基本没有胜诉案例，且有明确的裁判思路，主要原因在于，单纯提出知情权之诉，要求出示大量文件的情况下，裁判者在没有审查具体产品是否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调取这些文件能起到什么证明目的的情况下，无法作出必要性判断，换言之，无法把控作出同意出示文件的风险。这个知情权之诉主要问题在于“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的解释，第一是认为信托成立日期之前的文件，因为信托还没成立，所以不属于“与其信托财产有关”，不予公布，第二是认为信托运行中的全部资金走向，因涉及其他投资者隐私，属于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范畴，那么案件中可以只提交投资者自己（如300万）的流水，这实际等于没有任何用处。当然，至少我认为这个解释也是以果导因，本质上还是上面所述。

站在裁判者的角度，考虑为什么不给，什么情况下会给，才是考虑问题的方式，绝对不是拿出一个法条，就成为令箭。首先，调取证据，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如果一个文件能够对案件争议焦点起到关键作用，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就不能查明产品的关键事实，那么这个案子就不能判，判了裁判者就有风险，这时候大概率会调取，由于涉及秘密，有时裁判者调取后会自行查看，并告知原告存在的问题，并体现在判决书上，有时也会给原告看，但要看不同的裁判者，因人而异。但以上，均是发生在营业信托纠纷案件中或私募基金纠纷案件中，而非知情权之诉中。

以上是金融案件的实践经验，如果有人要去提起知情权之诉，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知情权案件败诉的话，对于后续资管类产品本身纠纷案件也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具体后续会详细解析）。知情权之诉属于金融产品纠纷案件的附属类案件，是为金融产品纠纷查明事实服务的，但很显然，在金融产品纠纷案件中获取关键文件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单纯的知情权之诉，原因以上，不再赘述。

故当前金融案件中单独提起知情权之诉的意义并不大，还应结合产品案件本身，制定综合的诉讼策略，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首发：微信公众号“北京金融律师李方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