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明星两性纠纷里，没有一件事件能像王宝强、郎咸平、吴秀波事件那样，对整个中国大众的两性法律观产生如此大的冲击。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三个普法运动。

　　尽管，这里面的规则是法律实务认识的常识，但很多确实颠覆大众原有的法律认知。

一、王宝强与马蓉离婚纠纷案

　　这个案件是历时最长而且是最为完整的明星诉讼离婚案件。

　　大众的婚姻法律观被颠覆，是从这个案件开始的。

　　这个离婚案，以王宝强指控马蓉出轨为开始，宋喆坐牢为高潮，马蓉的“死缠烂打”拖戏，最终以“调解离婚”低调落幕。

　　这个案件在法律上普及了：

　　1.出轨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财产分割的法律影响可忽略不计（注意是法律上的影响），甚至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王宝强提了10万精神损害赔偿，但没有被支持。法定的赔偿情形是同居和重婚。）

　　2.首次向全民普及“通奸”和“同居”的区别。同居要求持续共同生活一段时间，而经常性通奸不是“同居”。出轨既包括通奸、同居和重婚。这等于告诉大家，“同居”几乎不可证明。

　　3.出轨不等同可以判离婚。王宝强离婚案是因为双方同意离婚，法院才判决离婚。而法定的离婚理由仍然是“同居、重婚”。

　　4.澄清“出轨者要净身出户”的谣言，扫清出轨净身出户的误区和心理障碍，让出轨有恃无恐。

　　这个案件更深层次揭示了：

　　1.两性的忠诚是法律最不保护的东西。也许，一夫一妻制本身违反人性的原因，“出轨无责化”、“出轨轻责化”是目前看到的一个世界趋势。

　　2.婚姻法的终极命题仍然是在这种人身关系中的财产关系。如何保护有产者的利益，较大限度防止一方已有的家庭资产在婚姻里转化为共同财产。这个是目前我国婚姻法十分明显的趋势。

　　这个案件在处理离婚上的教训：

　　1.筹码是用来谈判的，而不是用来致对方于死地的。筹码的震慑功能和交换功能才是它的价值。王宝强在舆论上先声夺人，不断激化矛盾，必然会导致调解困难和对方背水一战。

　　2.由于孩子的存在，离婚也无法断绝双方的利益关系。把任何一方“打死”了，都最终伤及孩子的长远利益。以王宝强和马蓉案为例，两个孩子将在一个被人闲话的环境中长大。如果一方活得倒霉，在孩子长大后，不仅不能给他们帮助，还会拖后腿，成为孩子的包袱。

二、郎咸平与某空姐的财产返还纠纷案

　　这个案件中郎咸平是否与某空姐有两性关系，我不下结论。这仅仅是网上的一些未经核实的报道。大家不能以本文去判断两人是否有两性关系。

　　这个事情客观上向大众普及了：

　　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的同意，把财产赠与给他人，配偶均可以起诉返还全部财产。

　　注意，是全部财产，而不是一半财产！

　　因为，在尚未离婚分割财产之前，这些财产都是不分份额第共同共有，是一个整体。

　　2.赠与什么财产，就返还什么财产。比如，给钱对方买房就返还金钱，而不是房子。房子的增值仍然属于他人的。

　　这就给出轨者提供了一个“白嫖”的法律路径：

　　在小三身上花的钱，在分手时可以联合配偶起诉全部要回。

　　这进一步降低了出轨者的经济成本。

　　也就是说，无论是正室，还是小三，在出轨者面前都没捞到好处。正室只是要回成本（如第一个事件所示），而小三则把收到的钱全部吐出来。

　　这个事件导致了一个后果：

　　部分男人要带着现金去玩弄女性。而更高级的小三敛财方式，需要寻求法律人士的服务。

三、陈昱霖涉嫌敲诈勒索吴秀波案

　　不管这个事件的真实内幕是怎样的，但客观上普及了：

　　1.“对付小三，必要时可以用敲诈勒索送TA去坐牢”的法律路径，扫除出轨方最后的担忧。

　　2.在出轨事件中，本质上“正室”与“小三”的利益之争。为了挽回这个家庭利益共同体，正室可能会同意出轨方给一些钱小三了事；而小三为了成为家庭利益共同体，又拼命拆散别人的家庭。

　　无论是出轨方转移财产离婚，还是起诉小三返还财产或把小三送去坐牢，本质上是选择与“正室”共同御敌，还是联手与“小三”叛变。在这两个选项中，“正室”和“小三”都发挥着TA的影响力。

　　3.小三在成为正室之前，TA的权利为零。如果有私生子女，也只是子女索要抚养费的权利，而不是小三本身的。因此，小三想通过这种不正当关系取得财产，一方面要面临返还的风险，另一方面要面临坐牢的风险。

　　在这个事件里，正室们应该是吐了一口恶气，出轨者和小三们则各怀鬼胎：一个在想如何安全地出轨，另一方在想如何安全地敛财。

（来源：微信公号“契约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