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类犯罪作为一种常见的犯罪类型，好像人人都知道一点，细究起来，并不简单。其分为受贿类、行贿类、介绍类等3类，包括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11种罪名。

贿赂类案件的侦查办理，也有其特殊性，对口供的依赖性会更强一些。这是因为，贿赂类案件具有高度的隐秘性，往往发生在一对一的场合，知情范围狭窄，除了当事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他人一概不知。能证明犯罪事实的视听资料、书证物证等直接证据极少，间接证据也难找。口供等言辞证据，往往能作为定罪的直接证据，从而被推崇为“证据之王”。口供不像一个个实物证据静止地反映局部，而是可以系统、动态地反映当事人的犯罪故意和犯罪事实。

但问题也在于“动态”两字，口供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容易受主客观的各种因素影响。过度依赖口供，容易陷入“口供中心主义”，进而导致非法手段的滥用，酿成冤假错案。

因为隐秘性，行贿、受贿当事人有对抗侦查的侥幸心理；因为侦查需要，口供在贿赂类案件中是重中之重。于是，办案人员和当事人展开“博弈”。

在实践中，有些地方的办案人员使用各种手段，当事人渐渐处于下风。在封闭空间内，公权力“强势出击”，令当事人彻底崩溃，违心作出供述。等到当事人从侦查阶段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或者进入审判阶段，缓过来了，立马翻供。

比如，在几天几夜的疲劳审讯或者刑讯逼供之下，普通人很难熬得住，于是各种做了的、没做的事情，全部随着办案人员的“提示”，一一“供述”。

我曾接触一起涉及9人的疑似冤假错案。9人都否认受贿或者行贿，但在疲劳审讯或刑讯逼供之下都认了，此后多次翻供，最终5人被判刑。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喊冤。从证据上来说，此案是有问题的，过度依赖于口供。

再比如， 有些地方的办案人员向当事人“允诺”，你按照“剧本”招了，就可以没事过日子，或者马上取保候审。于是，当事人“主动供述”，把没做的也算进去，结果轻罪变成重罪。

这方面的“话术”很多，“套路”也多。有些地方的办案人员先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了，再打开录像机，“全程录音录像”。 甚至，录音录像的时间也能修改。要的就是让一切都显得“符合法律规定”。

这些，都可以让“口供”把办案人员的想法“落实到位”，也让“口供”变得荒腔走板、面目全非。因此，口供可以有，但不能过度依赖。“成也口供，败也口供”，不少贿赂类案件办着办着就成了冤假错案。有时候仅仅依靠行贿、受贿当事人的“口供”，就定罪量刑，显然过于轻率，要对资金的来源和去向进行详细调查。

过去，贿赂类案件往往是“由供到证”，以口供为中心、为线索，再搜集其他证据。今后，应该转向“证供结合”、“由证到供” ，严格落实录音录像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东恒刑辩中心，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