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某成立某汽车服务公司，后以“推广即送车”的名义宣传招募参加者。参加者缴纳1万元办理会员储值卡即可取得会员资格。成为会员后，参加者再推广完成3张会员储值卡，即可获赠该公司提供的电动汽车一辆（价值约4万元）；会员每完成3张储值卡的推广，即可再次办理会员储值卡，从而继续发展他人办理会员储值卡。H某将其妻子L某挂名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与参加者签订合同、办理会员储值卡等事宜。

案发后经查，该公司注册会员634人，收取会员储值费797万余元，其中报案的被害人达256万余元，涉及款项324万余元。公诉机关认为L某在传销活动中属于“其他起关键作用的人员”而指控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W某系某虚拟货币平台在G地区的团队长，因早期投资获利颇丰，便推荐其闺蜜X某投资70万元成为会员。由于W某团队会员群较多，便邀请X某入群，并以助理名义协助转发平台通知、收集参会名单、布置会场等工作。

案发后，公诉机关认为X某作为助理协助涉传平台实施传销活动，属于“其他起关键作用的人员”，指控其系本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从犯。

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仅处罚“组织、领导者”，而《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将传销案件的“组织、领导者”划分为五类，即（1）起发起、策划、操作作用的人员，如负责发起、策划、操纵的“董事长”；（2）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如具体负责传销活动整体开展的“总经理”以及承担具体职责、组织开展传销业务的“部门主管”；（3）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如传授传销方法、灌输传销理念的“讲师”“培训主管”；（4）曾受过处罚又参与传销的人员（该类人员在实务中比较少见，且其划分标准与其他四类的划分标准不同，本文不作讨论）；（5）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如承担资金结算、财务管理等其他重要职责的“财务主管”。

其中，第（5）类是对传销犯罪“组织、领导者”认定范围的概括性规定，属于兜底条款。从立法本意来看，即使是兜底性规定，其对传销犯罪“组织、领导者”的认定也应与其他规定保持一致，体现在两点：

一是与负责具体职责的董事长、老板、总经理、部门主管、培训主管等前三类人员一样，“其他起关键作用的人员”也是属于已经加入传销组织内部的传销人员，如财务主管，否则其所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传销犯罪的实行行为，进而不属于“组织、领导者”范围。

二是“其他起关键作用的人员”所实施的行为，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和扩大所起的作用，必须达到与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实行行为所起作用同样的关键性程度。何为关键性程度？即对传销组织和传销活动所涉及的人、财、事的支配和控制，如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谓之“人”，传销项目的发起、策划，传销活动的实施谓之“事”，传销资金的分配、管理谓之“财”。

简言之，“其他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必须是传销组织的内部人员，且其所实施的行为对传销活动相关的“人、财、事”有支配和控制作用，否则不应认定为“组织、领导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从职务权限上看，无论是负责发起、策划、操纵的董事长、老板，还是负责管理、协调、宣传、培训职责的总经理、部门主管、培训主管，或是负责涉传资金分配管理的财务主管，传销案件的“组织、领导者”一定是在传销组织中具备相应的职务身份、对人、财、事有决策权限的人员。上述案例一中的L某，虽然位居副总经理职位，但未签订聘用劳动合同，不领取工资，也未查到其他相关收入，属于典型的挂名“领导”，空有虚衔而无实权。

案例二中的X某，因投资而接触项目，为了进一步了解项目而提供协助，以助理的名义对外也出于维护好友的身份，实际未领取任何报酬，有时甚至还需要垫钱，顶着助理的头衔干着志愿者的活。

从具体作用上看，“其他起关键作用的人员”类“组织、领导者”，其所起的作用也要与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行为相当，即对传销组织或传销活动的人、财、事起支配和控制作用。

上述案例中，名义上的副总、助理，其相对传销组织的虚职身份，天然就决定了这类人员不可能对关键性的人、财、事有任何支配和控制，更不可能有决策权限。实际上，这类人员从事的工作只不过是打杂、跑腿的后勤类或纯劳务类事宜，属于无个人意志而受他人指挥的行为，完全谈不上“关键性”，更贴合的描述是“可替代性”。

在实务中，真正符合“其他起关键作用的人员”特征的“组织、领导者”，除了财务主管外，尚未发现其他人员。名义上的副总、助理属于典型的传销组织外部人员，以积极参与者和一般参与者为主，但办案人员往往以该兜底规定为依据对其予以指控，不当扩大了打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