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签证单是发包人或其授权代表（工程监理人，工程造价咨询人）与承包人或其授权代表就施工过程中涉及的合同外的施工内容，非承包人责任事件所作工作及有关价款方面的签认证明。据此，我们再探讨这个问题时需要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有权签证人员签证”。在这一提条件下，无经济签证权的监理人员的经济签证，显然不属于该问题讨论的范围。那么，何为签证的证据效力问题？是指有权人员签字的签证单是否可以直接认定相关签证事实发生的问题。签证是否可以成为认定工程量变化或者工程增减价款的直接依据，这个问题存在争议。

签证单在法律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建工司法解释一》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据此，就有观点认为，签证可以直接作为工程量的认定依据。其理由在于：工程签证从性质上讲，是工程承发包双方在施工过程中按合同约定对支付各种费用、顺延工期、赔偿损失所达成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补充协议。所以，无论从签证性质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互相书面确认的签证即成为工程结算或最终结算增减工程造价的凭据，不依赖于证据。

但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其理由主要在于：《建工司法解释一》第二十条规定的理解应该是：发包人同意施工，工程量实际发生的，没有签证也确认。工程量实际没有发生的，有签证也不能作为工程量认定依据。而不是说，签证可以直接作为工程量认定的依据。并且，还存在事前签证及事后签证的区分。事前签证是由于签证内容承包人还没有履行，所以承包人承担举证责任，即承包人如不能举证证明签证内容实际发生，该签证就不能作为工程量认定依据；而事后签证则是由于签证证明承包人已经履行义务，所以发包人承担举证责任，即如发包人不能举证证明签证内容虚假,则签证作为工程量认定依据。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不仅符合法理，也更具有可操作性。至于反对意见中提到的签证效力问题应作事前签证与事后签证的区分。这种区分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事实上，一旦发生签证事项纠纷，在发包人不认可签证事实的情形下，其更不可能会认可某签证是事后签证。施工方需要对签证作出事前签证及事后签证的区分及证明，多数情形下其难度本身就不低于证明签证事实是否发生。因此，实践中要证明签证具有效力就必须证明签证是事后签证，而这不具有可行性。

从根本上讲，签证就是双方对于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变更、增加的责任事件的确认。如果确实未发生签证事件，发包人应以另外种形式进行补救，例如发包人应收回签证单或者双方对未发生的签证事实行确认。因而，应当认为签证具有高度的证明效力，应作为直接证据证明签证事发生，除非另一方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

首发：微信公众号“秋水长天居士的小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