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投资中的关联交易，其本身并不绝对违法或者违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制和禁止的仅包括那些涉及不正当利益输送、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关联交易。

如何准确界定关联方的范围，是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必要前提。由于一直以来，对确定关联方有着并不十分统一的标准，特别是法律与财务上的判定标准至今也并不完全相同，容易在实务中产生一定的困扰。

（一）管理人的关联方

起初，对于如何确定管理人的关联方实务上一直有不同的理解，考虑规范关联交易的立法精神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笔者在实务操作中原先也一直倾向按照《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规定兼顾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综合确定管理人（本文所指的管理人，如无特别说明均指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关联方。直至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2018年12月）对管理人的关联方作出定义，实务中在判读管理人关联方的范围问题上，基本不再有很大的争议。2023年2月，协会发布《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及3个配套指引文件后，对管理人的关联方范围又扩大了判定范围，并兜底确认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落实。

因此，管理人的关联方可以直接按照《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指引第2号——股东、合伙人、实际控制人》（以下简称《指引2号》）第18条规定来确定：

（二）私募股权基金的关联方

至于私募股权基金的关联方范围问题，笔者以为，对于公司型、合伙型的基金，由于该两类基金本身有对应的组织形式的法律规范（即《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可以借鉴参照管理人关联方的标准来确定；而对于契约型基金，由于该类基金的形式是合同，从组织形式上难以借鉴，且股权类基金也比较少采用契约型，更适合从基金的交易行为本身来直接判断有无涉及关联交易。

从监管趋势来看，关联方的认定范围呈现逐步扩大的特点，但从监管体现的原则来看，确定关联方的标准实际已经明确了，即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笔者建议，管理人在确认某一方是否属于管理人或基金的关联方时，尽量从严判断，从严掌握。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须知》（2019年12月）第19条将关联交易定义为：“私募投资基金与管理人、投资者、管理人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其他管理人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或者与上述主体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的交易行为”。结合前述《指引2号》对认定管理人关联方的有关规定和私募股权投资中的实务操作情况，常见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类型有：

为防止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损害投资者利益，证监会、协会对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提出的要求是建立健全关联交易制度，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内部控制体系内建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将关联交易的识别、定价、决策、信息披露要求等具体内容全部落实到部门、落实到岗位。

第二，建立关联交易决策机制，落实表决回避安排。应当注意落实投决，即对关联交易进行投决的表决部门、召集程序、表决数、关联人员回避表决等内容要明确。同时，还要考虑这些内容是否会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或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的约定相抵触，是否会出现表决僵局的情形，有无其他替代的决策安排等。

第三，关联交易的核心在于遵循投资者利益优先，做到交易是合理的、定价是公允的。表决时，应当重点审核并把握关联交易是否必须、是否合理、价格是否为市场公允价格。

就实务而言，还是有一部分管理人在关联交易的管理上缺乏相对完整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意识，略显粗犷。随着《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出台，对关联交易的监管也在日趋规范，无论是存量的管理人还是未来新登记的管理人都要引起重视。

对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建设要求的主要规范性文件梳理如下：

结合前述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要求，涉及关联交易的，管理人还应当履行事前、事中信息披露义务，主要表现为：

首发：微信公众号“喝茶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