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制度自从写入刑事诉讼法，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生命力。当然，一项法律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也非常正常，比如协商机制不畅通、限制犯罪嫌疑人上诉、检察机关抗诉权滥用等问题，都是客观存在不容回避。不能存在问题就进行指责，相反更需要司法人员秉承善良心态、坚持保障被追诉人人权的理念，争取将该项制度执行好、落实好，真正实现该制度设立的初衷。

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从宽制度指导意见》中规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确有效实施，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按照上述规定，我国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的是“及时惩罚犯罪、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2016年开始试点，到2018年写入刑事诉讼法，再到2022年该制度已经实施6年之久。从该制度落实情况看，“及时惩罚犯罪”目标实现到位，认罪认罚案件可以采取简易程序导致司法审判效率大大提高，另外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对量刑有心理预期，一审后往往选择不上诉，这对“节约司法资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认罪认罚制度旨在减少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认罚认罚制也让犯罪嫌疑人得到实惠，认罪认罚制度本身就是围绕犯罪嫌疑人展开，将犯罪嫌疑人作为刑事诉讼主体充分体现了“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构成刑事犯罪。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针对事实不清、证据存疑的案件开展，由辩护律师代表被告人与检察机协商后，由检察机关降格起诉，被告人往往会获得巨大的优惠。按照《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指导意见》第9条规定：“从宽幅度的把握。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区别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确有悔罪表现,以及罪行严重程度等,综合考量确定从宽的限度和幅度。在刑罚评价上,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一般应当大于仅有坦白，或者虽认罪但不认罚的从宽幅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作重复评价。对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特别是初犯、偶犯，从宽幅度可以大一些；罪行较重、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以及累犯、再犯，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给予从宽处理，从宽幅度不会太大，而且认罪认罚和自首、坦白情节不作重复的评价，具体从宽幅度还需要结合案情和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故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往往超乎犯罪嫌疑人的想象，而犯罪嫌疑人却普遍认为自愿认罪认罚、放弃对抗和辩解的权利属于真诚悔罪、痛改前非，检察机关应该网开一面，应该大幅度从宽处理更为合适。而实践中从宽幅度不大并不能怪检察机关，而是法律本身规定从宽幅度不大。故有人认为，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彻底悔过自新，这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应有的悔罪态度，不能因为自愿认罪就要求检察机关给予大幅度从宽处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伤害后果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等后果，犯罪嫌疑人负有恢复义务，自愿认罪属于犯罪嫌疑人自行忏悔，自愿悔罪是犯罪嫌疑人自我救赎。从这个角度上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初衷并不是要对犯罪嫌疑人大幅度从宽处理，更多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减少对抗、节约司法资源、及时惩罚犯罪，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自行辩护的权利，而且享有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犯罪嫌疑人不是被追诉的客体，而是刑事诉讼的参与主体。我国刑事诉讼从传统镇压打击犯罪脱胎而来，随着社会文明高度发展，司法必须体现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只有程序公正才可能实体公正。程序正义的价值当然要在认罪认罚制度中体现出来，如果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施以“小恩小惠”就让犯罪嫌疑人放弃辩护、放弃上诉等，进而牺牲程序正义，反而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口服心不服的认罪认罚”、“为了轻判假装认罪”等现象，都严重损害了认罪认罚制度的价值，不但无法真正化解社会矛盾，反而无法起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总之，笔者下面对认罪认罚制度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分析，意图促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回归设立初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大院

2022年11月30日21点0分

首发：微信公众号“燕赵刑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