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私募基金作为金融投资的的一个重要类型，在当前资本市场中已占据相当大的一席，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公示，当前登记在册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24086家，而对应发行的产品数量，则更是数十万计；基于私募基金的备案登记制及相对宽监管的特点，私募基金始终伴随着大量的基于未能兑付而产生的民事案件，乃至有大量的刑事案件发生。而在民事案件中，通常有诉讼和仲裁两种方式，并且可见的趋势来看，私募基金约定仲裁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文则从私募基金仲裁的意义及流程方面，结合办案经验，进行解读。

一、私募基金为什么约定商事仲裁？

商事仲裁有这样几个特点：快，一裁终局；保密，不公开为原则；意思自治性高，从程序的适用到仲裁员、仲裁规则的适用均可选择。但上述仅是商事仲裁的学理性特点，结合私募基金案件的特殊性，以上特点又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形，并且这些才是核心：

1.关于“快”。一裁终局的意思，意味着仲裁层面没有二次救济，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一审、二审，但因“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存在严苛条件，当前商事仲裁结果超过99%以上维持率来看，一裁终局的确具有一锤定音的分量；这一定程度上致使商事仲裁面临缺乏实质性二次救济的可能，但毕竟法律层面双方系自主选择了商事仲裁的方式，包括仲裁院、仲裁规则等均源于双方的意思自治，那么对于仲裁规则也需遵守。而实质上，在实务中这存在着重大的实践偏差，如果选择仲裁的双方是具有真实平等地位的主体，则公平公正性会显著提高，但如果是实质不平等的民事主体，则一方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在私募基金合同中，所有的产品合同均由私募基金公司拟定，属于制式合同，对于争议解决的方式也一并确定。投资者一方面不具备审查争议解决方式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即使对此提出异议，私募基金公司也不可能为其中一位客户进行合同的单独变更，哪怕导致这个客户的流失。实际情况则是投资者基本不会注意这样的条款，而私募基金公司则会依据综合因素来选择诉讼或仲裁，以及选择仲裁地点、仲裁规则等。

因此，对于“胜”而言，“快”的意义是相对的，要看对哪一方而言。而且实际在案件数量极多的仲裁院，案件实际办理期限不会短于诉讼审限。

2.关于“保密”。商事仲裁裁决都不会“上网”，且参与裁决的各方均对案件的事实及程序问题负有保密义务，所以公开渠道基本看不到对于具体仲裁案件的分析。这也是商事仲裁保密性的核心所在。但保密性仍然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保密当然会对各方信息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但法律程序的制定和选择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例如当前民事、刑事诉讼案件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则是为了使司法公证能够在阳光下运行，即便会牺牲掉案件的隐私性，但显然前者更为重要。而仲裁规则的设置就是制定了保密为先的原则，让各方来选。这对于注重声誉的公司自然是不二之选，尤其是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等，不希望其涉诉的案件信息被公开，更不希望其败诉的信息被公开。但对于投资者而言，很多时候更希望能通过公开的方式来维护案件的公平正义，因此仲裁中的保密，对于私募基金投资者而言至少难以称好。

3.关于“意思自治”。民事法律纠纷的灵魂在于“意思自治”，但有一个前提，即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而我们需要看是否具有实质意义的平等。私募基金案件中，一方面基于上述仲裁条款约定的问题，投资者基本无话语权；当然选择仲裁院更多的是依据专业性，例如私募基金、信托、金融衍生品等金融案件的仲裁，大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地方的仲裁院，这几个地方仲裁员的经验及Title均遥遥领先，相比约定诉讼管辖在基金管理人所在地法院而言，其专业性不言而喻，对裁判思路及前沿裁判规则的把控也更具有开放性。

二、私募基金仲裁之流程

不同仲裁院之前在流程及文件上会有细微不同，但基本框架都是一致的。

1.立案申请。当前仲裁院基本都采取线下、线上立案两种方式。基于疫情原因，采取线上立案的情况更多，实际上对于外地申请人而言，线上立案申请性价比是极高的，且审核周期一般也在5个个工作日左右，即使延长，基本也不会超过10个工作日。案件审核通过之后，即会发送缴费通知，申请人完成缴费，则案件进入下一步环节，会分配具体的办案秘书，由办案秘书来完成后续的仲裁文件送达、仲裁员选择等程序性工作。而关于立案文件准备方面，本文不再赘述。

2.仲裁员的选择。这里需要着重分析一下仲裁员选择的策略。在程序上分为普通程序和快速程序（简易程序）。在北上广深等地，通常争议金额在300万以下的适用快速程序，与普通程序三位仲裁员不同，快速程序由一位仲裁员担任。仲裁审限，内地争议为4个月，涉外则通常为6个月。

就快速程序而言，仲裁员如果争议双方能达成一致，则以双方选择为准，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则可以选择几位且进行排序，如果双反有重合，则以双方重合选择者为准；或者直接交由仲裁院来指定。那么实务中简易程序以仲裁院指定为主，一是因为争议双方想要达成一致选择仲裁院基本不具有可操作性，本身二者已经不存在互信；其次如果各自选择几个以重合为准，但倘若双方选择的并无重合，则各方选择的这几位在指定时均被排除在外，也即可能双方认为相对专业的仲裁员，反而因选择不一致而被排除掉。而仲裁院指定的原则，基本也以审理经验等综合因素来考量。

那么在普通程序中，实务中正常情况下，基本在一方指定一位仲裁员后，首席仲裁员以指定为多，愿意与上述基本一致，想要在本已不存在互信基础的争议双方达成选择仲裁员的一致意见，基本不可能实现。

三、私募基金仲裁与诉讼的关系

诉讼裁判规则及判例会对私募基金仲裁产生重要影响，但私募基金仲裁基于保密性并不能对诉讼带来更多的参考价值。另外，当前私募基金仲裁员的职业多为律师、金融机构高管、教授等背景的情况下，对于私募基金案件的理解也多有不同，这则需要争议解决双方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提供更多有效实务裁判来供其参考。

另外，同其他资管类产品一样，不同的私募产品所对应的底层、融资方等金融架构基本完全不同，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尤为重要，这也需要裁判者及各方代理人能够结合裁判规则与产品具体架构从实际出发，法律及金融知识从储备缺一不可。随着金融产品的复杂性越来越高，对于进入仲裁人员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包括金融律师在内的参与者始终保持知识更新“在路上”的核心原因之一。

首发：微信公众号“ 北京金融律师李方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