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中，辩护人一般不会太注意管辖权问题，原因有五：一是普遍都认为无论是哪个司法办理，可能最终对案件事实认定不会存在太多改变，或者说不能确定由其他司法机关对该案进行管辖后，就能出现对自己当事人更有利的结果；二是担心提起管辖权异议会激怒办案机关，最后让自己吃不着兜着走；三是提管辖权异议会造成诉讼程序拖延，对于身陷囹圄的当事人来说，就更加煎熬了；四是希望自己留一手，二审中能提重大程序违法，迫使法院发回重新审判；五是就算辩护人提出了，被驳回的居多。

那么是否还有必要提出了？

若在毒品案件中，则要更为慎重了，尤其是在毒品命案中，原因在于不同地区对判死刑的毒品数量是有所差异的，这主要根据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比如说在广州3公斤冰毒也许就达到判死刑的数量了，但在贵州可能只需达1公斤冰毒（或者更少），所以就会存在嫌疑人在某一地区审判，可能不用死，但在其他地区审判，则有可能掉脑袋。

咋一听，怎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呢？这不是同案不同判吗？有损司法的权威啊。

事实上，这样的规定也存在一定合理的因素。究其背后，是因为不同地区的禁毒形势并不一样，我国又是严格适用死刑。比如在某一省份，毒品犯罪分子极其猖獗，查获毒品数量巨额的毒品案件极多，2、3公斤也许在该省算不了什么，而另外一个省份，案发的毒品犯罪较少，2、3公斤在该地就是巨大了。至于每个省份每个城市的具体数量多少呢？这主要是由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

根据地区差异对法院的放权是存在一定合理性，但也极容易导致公权力被滥用。

毒品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区都很广，通常都涉及几个省份，为了全方位打击毒品犯罪，让涉毒之人无处可逃，我国对毒品犯罪的管辖机关规定得较为广泛。毒品犯罪的犯罪地以及嫌疑人的居住地所在的侦查机关都有权管辖，其中，犯罪地包括预谋地、交易地、生产地、毒资筹集地以及转移地等等，而嫌疑人的居住地又包括常住地、户籍地以及临时居住地。毋庸置疑的是，这就使得许多机关都拥有管辖权，由此客观上就容易出现管辖权争议的问题。有可能被追诉人被A地管辖，也有可能被B地管辖或者C地管辖，但如前文所说，不同地区的判死刑的毒品数量内部规定是不一样，所以就极其容易导致死与不死就悬着那个办案机关管了。更有可能导致的是，公权力会被滥用，形成无人监管的黑洞。比如，不能排除某些侦查人员为了震撼，为了报复某名嫌疑人，协商决定该名嫌疑人送往另外一个毒品死刑数量更低的地区管辖。毕竟这样的案件在司法实务中也发生过不少。

我们办理了这样的一个案件。A地区的办案人员为了让坚持否认有犯罪事实的郑某认罪，恐吓若不如实供述就将其移送给同样的拥有管辖权的B区侦查机关，并非常严肃地警告郑某，A区毒品案件频发，涉案数量在几百公斤以上的毒品案件不计其数，郑某涉案的几公斤在该地区连皮毛都算不上，但若在B区，郑某涉案的毒品数量就足够判处其死刑，但郑某始终否认实施了贩毒行为，最后郑某也被移送到了B区，至于最后郑某是否会被判死刑，我们不作讨论，但办案人员的这种做法恰当与否，法律漏洞存在与否，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是从全面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有利于案件侦破的考量，国家广泛规定管辖权可以理解，但也需要对管辖作出更严格的规定，否则，死与不死就显得过于随意，也为某些办案人员滥用职权滋生温床。

来源：微信公众号“毒案辩护何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