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印象深刻的庭前会议

　　近年来，法院大力探索繁简分流的庭审制度，对于一些简单案件、认罪认罚案件实行快审快结，对于一些重大敏感案件则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功能，简化庭前准备事项，提前解决程序性争议，为庭审实质化奠定良好的基础，确保争议事实审理在法庭，争议证据查明在法庭。但是，笔者也碰到一些法院实践中尝试扩大庭前会议的功能，将一部分庭审职能放在庭前会议中提前解决，笔者也曾与这些法院的主审人员交流过，被告知系庭审改革新探索、新视点，笔者对此做法一直持保留态度，现因有关案件已经结束，特撰文及时记录所思所想，并与同事探讨一二。

一、扩大庭前会议功能的一些主要表现

　　通过笔者亲身参加的一个庭审来看，目前这种创新型庭前会议主要在以下几点有所突破：

　　1、要求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进行详细陈述；

　　2、要求公诉人详细出示证据、宣读证据内容和证明事项，辩护人如有证据也照此办理；

　　3、要求辩护人和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发表关于三性的意见；

　　4、要求控辩双方对起诉书的定性、认定事实、量刑情节等发表主要观点。

　　这样的庭前会议结束后，对于庭前会议中暴露出的事实、证据争议，公诉方会在法庭指导下及时补正，提交新一轮证据。根据新证据，如果法庭认为确有必要会再次召开一次庭前会议，那就照此再来一轮，直至“争议焦点高度统一、明确”，并被法庭“充分掌握”。在正式的庭审中，对于庭前会议中进行完的内容，特别是被告人对事实、证据发表意见时，审判长会核实一下“是否和你庭前会议中的意见一致？”如果答曰“一致”，审判长会示意书记员记录“一致，详见庭前会议的陈述意见”，庭审中有的被告人就不会再重复陈述、展开陈述，有的被告人想要展开时会被法官稍作提示“简单点”。

　　第一次碰到这样形式的庭前会议，笔者也很不适应，和主审人员在庭前会议进行中交流了看法，法官解释这是庭审改革的一个尝试，不再拘泥于三项规程中所界定的庭前会议的程序性职能，意图实行庭审功能的繁简分流，让庭前会议能解决的问题尽量放在庭前会议中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就成为案件争议焦点，放到庭审上解决。

　　这样的庭前会议，实际上是把案件审理总量分出一部分放到庭前会议中进行承担，貌似解决了庭审时间，但是总体上案件审理总体量是不变的，毕竟，不在这头在那头。而且，由于庭前会议不允许家属旁听，等于变相的缩减了公开审理的范围。当然，从灵活性上看，这种庭前会议的程序较为宽松，程序上可以互相跳跃，双方可以在法官主持下，不断回到“听取意见”环节，控辩双方的气氛更为轻松，一改庭审常见的对抗制，更多的出现一种协商、探讨。

二、庭前会议和法庭审理的边界能否逾越

　　贵阳小河案件冗长的法庭审理在实务届引发巨大的争议，那次庭审中，控辩审三方的参与态度从以往的“到法院打官司”变成“和法院打官司”，自从这些有争议的案件出现后，如何能够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庭审实质化，构建更加规范、精密的刑事审判制度，2016年出台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回答了这些问题。最高法在公布的三项规程中，确立了庭前会议的地位、程序和会议原则。

　　从那时起，庭前会议制度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即解决诉前程序性争议，确保扫清足以阻碍法庭调查顺利进行的一切程序性事项，保证庭审顺畅进行，不浪费审判资源（不是节约审判资源）。因此，庭前会议的功能主要就是为庭审进行服务，是预备程序，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设计初衷，庭前会议不能替代法庭实质化审理，否则庭前会议和庭审就不存在原则上区分了。

　　当然，我们很容易设想，随着刑事诉讼程序的不断优化，将来的庭审调查会呈现诸多形态，繁简分流的背后将是审判资源的更加高效集中，将优质审判资源用于解决争议案件、争议焦点，将大量的简单刑事案件在满足权利的情况下简而又简，庭前协商将成为大部分刑事案件的处理模式。

　　但是，正如笔者前文所谈，司法程序设计革新不能牺牲公平，不能以牺牲权利来换取效率，庭审的改革不论最终表现为何种形式，下列权益不能被牺牲：

　　1 公开审理，允许旁听的权益不能被弱化。

　　作为现代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开、公信，这也是最高法不断推动庭审直播、裁判文书上网的源动力，无论庭审如何简化，势必要满足公开审理的基本原则。在公开审理范畴内，指控与陈述、申辩，存疑与辩驳、论证，这些都是法院裁决做出前的过程，现在诉讼法将这些过程以各种方式明确保护，其中一条就是案件除了少数法定情形外、都依法应当公开开庭审理的原则性规定。如果在不允许旁听的庭前会议中提前进行了案件实质性审理，则有悖于审判活动的公开性这一项基本原则。

　　2 落实并保障辩护权。

　　包括被告人的自我辩护和辩护人的发言充分得到许可，在适当的程序下被记录、评议。如果因为庭前会议中进行过自我辩解，在正式庭审中为了节约时间想要“承前省略”，显然是变相影响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3 符合条件下的普通程序审理，程序不被简化。

　　在当事人申请并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不因认罪认罚或者其他程序而简化庭审，虽然采用何种审理程序最终由审判机关决定，但是当事人依旧享有在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定情况下的程序选择权、程序申请权，有时候，这种程序选择会对案件带来一些影响，当事人有权利获得这部分因程序选择带来的司法利益。

　　笔者认为，在目前刑事诉讼格局下，庭前会议和法庭审理的功能区分不能混淆，即便是对庭审功能的实验性改革，也不能用在争议较大的复杂疑难案件中，而是应当选择那些对定性、基本事实无争议的案件，由于案卷多、人数多、证据体系简单无争议，采用常规庭审方法难以提高审判效率或面临审判资源浪费的情况下，可以大胆创设庭审方式的新改革。

三、写在结语

　　在今后，庭审方式还会面临不同的改革，以何种眼光来看待这些改革？关键是改革后的庭审功能在哪些价值上有所提升，符合哪一方需求的价值取向。是让庭审效率更快、更高，有利于迅速结案？还是有利于查明事实、保障案件审理？是追求刑事诉讼的公平，还是解决我国基层法院审理工作中案多人少的现状？这些课题摆在法律人的面前。我们在投身于这些司法程序的设计、革新之时，始终应当保持清明的认识，充分理解刑事诉讼结构和程序价值，在权利与救济、效率与公平这些基本公式内，寻求最大程度的平衡。

　　笔者认为，庭前会议功能在今天不断被扩大使用，实则代表着司法机关对于庭审价值的追求发生了变化，正如本文开头所提案例，审理法院更希望追求个案的快速、高效审判，与辩护人追求庭审的充分性存在冲突和差异，导致双方对于庭前会议的功能解读不同，所以在当时谁也无法“理解”对方。时至今日，冷静回复争议案件的办理，笔者认为辩护人在当时的庭审中坚持了自己对庭审实质化的理解，以适当的方式表达了对案件事实、证据的疑点并争取到法庭的支持，从而最终呈现给社会大众的是一场较为规范的法庭审理活动，是这种争执的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卷，审判者们所展现出来的程序正义最终经得住检验。

　　任何过去的案件都值得回味和总结，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程序分歧，暴露出的司法价值取向也令人回味无穷，至此每周一篇时机，将这个小观点记录出来，和各位同事进行讨论。

　　来源：微信公众号“刑辩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