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律师制度，经历了恢复重建、开拓发展和改革创新几个重要阶段。律师在国家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律师的法律人作用，举世瞩目，具有划时代意义。

　　国家要继续深化改革，司法改革到了深水区，律师制度肯定也要改，怎样改，在那些层面改，我作为一个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做政法工作、执业三十六年的普通律师，只能七嘴八舌，谈些思路和想法。

一、律师事务所要去行政化。

　　目前有些县（市）的律师事务所仍是行政编制，律师有公务员待遇，国家拨给律师的工资等有关费用，由司法局管着，执业律师不领工资，拿业务收入提成，这种情况弊端很多，不仅达不到所谓扶持贫困地区的目的，还严重影响了律师业在基层的发展，资长了一些律师的依赖感和优越感。这种情况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落后于基层法律服务的需要，还是计划经济模式，应当改之。

二、律师的性质要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而不是所谓“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不能认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就是国家编制，就是公务员，就是代表国家。这种思维逻辑是错误的。律师业是国家设置的。律师从事的业务是法律赋予的。因此，律师称为“国家法律工作者”是理所当然，是中国特色律师制度的重要标志。把律师定性为“法律服务人员”不符合中国律师应当和可以担当的法律责任，也影响了社会对律师的评价，影响了律师的自尊，影响了律师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法律人地位。

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制模式应该进一步推进。

　　合伙制模式引领潮流，走了几十年，但弊端已露端倪，如老板式管理，利益分配不公，民主管理缺位等极待解决。挂号式、卖坐位式的所谓大所、名所应该休矣。要逐步推进公司化、股份制等现代企业模式；个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要引领发展，而不是限制；对小所要看得重，看得起，要规范管理，防止“无组织、无制度、无人管”、出售律师办案手续的行为继续存在。要把所有的律师事务所建设成守信誉、敢担当，人民信得过的法律服务机构。

四、要把基础法律服务所改制成区域性的律师事务所。

　　区域性律师事务所的执业与人员，可附条件地变更为持有执照的律师，在本区域里从事法律规定的各项律师业务，享受律师的有关权力和承担有关义务。这样有利于律师服务体系的统一，有利于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

五、要废除当事人可以请其近亲属和其他公民为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的制度。

　　当事人如要请他人参与诉讼必须请律师。在法庭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时，辩护席上必须标明“辩护律师”，民事案件开庭时必须标明“代理律师”。以显示律师的法律人地位。

六、律师出庭必须穿着司法部统一制作的、适合各季节使用的律师袍出庭。

　　律师穿袍出庭是国家认可的象征，是对律师出庭礼仪的规范，是大事，不是小事。不穿袍出庭的律师是违纪，法官应不允许不穿袍的律师出庭。

七、要建立检察官、律师的易职机置。

　　资深检察官和资深律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易职，即检察官可以做律师，律师可以做检察官，这种“易职”不是“离职”，是在一定时期内“轮流坐庒”。这样有利于检察官和律师换位思考，相互理解，有利造就国家的论辩人材。

　　汤忠赞七月十九日于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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