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宽松监管之下的野蛮生长

　　回顾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短短2年多发展历史，无不体现监管者对行业的决定性影响力。从2013下半年到2015上半年， 中国互联网金融从零开始迅猛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行业。该行业在提高效率、扩大覆盖率、增加便利性、降低成本方面的成果全社会有目共睹。它的异军突起，迫使传统金融机构全面改革创新，实实在在为普惠金融做出巨大的贡献。这样傲人的成果，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特别是“互联网+”战略，还和发展初期监管的宽容和精心呵护息息相关。然而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随着近期的全国范围的大整顿戛然而止。不可否认，在互联网金融的壮大中，混进了一些害群之马，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浑水摸鱼，干违法犯罪的勾当。行业良莠不齐、好坏难分的矛盾，在2015年时逐渐显露出来。

　　然而，这一批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非法集资案件，其主要的非法集资行为是发生在在监管主体不明、监管法规缺失的背景之下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行政犯，刑法应当尽量谦抑、要保守，不能过分积极介入，要恪守二次违法原则，对于没有前置性违法的行为不应当予以刑事规制，否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对法治精神的破坏。同时，刑法在管控犯罪时，还应该考虑刑法领域之外的其他利益，不能只考虑刑法中的利益，而不考虑金融法中需要保护的金融自由和创新，则这样才能使金融更加活跃，更加有效。

二、当前办理非法集资案件的形势与困境

　　近期互联网非法集资案件呈现出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作案周期长、作案方式隐蔽等特点。相对应，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中，也反映出案件数量剧增、爆发区域集中、涉及行业较广、涉案人群较为集中、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理较多而依集资诈骗处理较少、批捕率高审查起诉及审判案件集中等问题。

　　在办案中，司法机关普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矛盾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案件处理周期长、维稳压力大；资金兑付困难、办案效果受到制约；涉案财产处置方式与相关规定不一致，且缺乏有效监管；各地处理标准不一，区域性风险问题仍需重视。

　　同时在办案过程中，还存在适用法律、办案程序和办案机制等多方面的难题：具体表现在：

（一）在法律适用方面，前置性法律规范的缺失问题；集资诈骗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规定笼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比例问题对罪名认定的影响；犯罪数额的重复计算问题；员工的投资人与被害人双重身份问题；亲友的范围界定；责任主体对项目真实性及资金走向无认识的事实认识错误问题；责任层级难以划分等。

（二）在办案程序方面，案件办理周期普遍较长，异地多头重复立案和遗漏立案问题比较突出，涉案人员到案时间不一致、并案或分案处理对案件审理的影响，逮捕措施适用过于宽泛、级别管辖各地不一致等。（三）在办案机制方面，公安机关取证标准较低，检察机关引导侦查不力；办案中过于依赖审计报告定案的现象普遍；维权与维稳矛盾突出；内部监督制约作用发挥不明等。

三、宽严相济审慎裁判

　　办理互联网非法集资案件，应当全面理解国家政策，正确统一适用法律；坚持严格依法办案与注重挽回损失相结合；积极服务大局维护稳定，防止极端事件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坚持划分责任、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打击与保护并重。

　　在刑事审判中，应当严格把握定罪标准：

　　对于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给付分红或者利息的方法，向单位内部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

　　对于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当目前尚能正常经营，基本具有兑付能力的企业，应建议有关职能部门采取行政、法律手段督促其尽快清退集资款项；对于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已经出现经营困难的企业，如果经过综合评估认为尚有复苏可能，应协调金融等有关部门，加大帮扶力度，同时加强管控，引导集资参与人与企业签订分期还款协议，逐步清退集资款项。

　　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但有可能兑付和返还集资款项的，可暂缓处理，对于能否积极筹集资金，兑付集资参与人的、后果不严重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来源：隆安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