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有当事人（委托方）和律师事务所（受托方）产生律师费的争议，少数代理律师因为重大失误而赔偿当事人损失的案例出现后，也成为广大当事人、律师关注的焦点。

律师代理费到底该如何收取，如何确定具体金额？从司法实践看，对该问题大致有以下四种认定：

一、以合法合规为底线。

律师收费约定不能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否则属于无效约定。

1、违反禁止性规定的约定无效。

最高法在（2019）民申2630号裁判中指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本案系群体性纠纷案件，不能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广东高院在（2018）粤民申103号裁判中指出，双方约定将律师服务费与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直接挂钩，属于刑事风险代理，其性质和后果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故应认定为无效。

2、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约定无效。

广东高院在（2018）粤民申4928号裁判中指出，双方约定“当事人与债务人和解的，视为已收回全部债权，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收取律师费”，该合同条款限制了当事人按照自己意愿依法进行和解的权利，属于无效条款。广东高院在(2018)粤民申13459号裁判中指出，代理合同约定“甲方不得避开乙方单独调解，如甲方单独调解结案，或委托起诉后撤诉仍需按本协议书中第五条约定支付全部代理费”，实际上是对调解、撤回起诉等诉讼权利作出限制，不符合涉案代理合同目的和性质。最高法在（2017）民申2833号裁判中指出，双方约定当事人“私自与被告和解仍按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收回额的40%提取风险代理费”，加重了委托人的诉讼风险，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共利益，为无效条款。

3、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秩序的约定无效。

广东高院在（2020）粤民申1438号裁判中指出，法律服务公司（非律所）虽然提供了法律询问服务、非诉讼法律事务，但服务费收取标准达到了律师诉讼代理标准，对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产生不利影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条款。这个司法判定值得广大法律咨询公司的重视，需要谨慎确定收费的标准。

二、以实际劳动为标准。

确定收费金额的核心标准，是律所提供的实际代理服务及其效果，不完全限于合同约定。这是双方发生律师费争议后，裁判机构最常用的判定标准。

1、案件未经诉讼程序解决的，仅就实际提供的服务支付律师费。

最高法在（2016）民申2922号裁判中指出，该案中根据有关机构的回复函显示，涉案评估报告的最终形成是该监测中心自主作出的评审意见，没有采纳任何第三方的要求或意见。因此，相关律所仅完成了基础工作，应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收取20万元基础服务费，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解决的获赔金额部分不应计收律师费。广东高院在（2020）粤民申3430号裁判中指出，虽然当事人经律所同意撤回起诉，但结合解决诉争纠纷的难易程度与律师所完成委托事务的时长、参与诉讼程度等因素，酌定当事人承担律师费3675元。

2、当事人中途解除委托的，仅就实际提供的服务支付律师费。

广东高院在（2020）粤民申8475号裁判中指出，当事人提交《解除委托通知书》时，案件尚属审理阶段，律所并未实际完成受托事务，医疗损害过错鉴定结论尚未出具，该案此后还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及开庭，根据上述事实，酌定应支付律师费35000元。广东高院在（2017）粤民申4476号裁判中指出，委托代理合同中委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后的费用支付，以受托人的损失为计算标准。受托人的损失，应以其实际付出的劳动进行衡量，而非以预期利益计算。

3、解除委托后又获得诉讼利益的，仍可加收部分律师费。

广东高院在（2019）粤民申13858号裁判中指出，涉案《风险代理协议》已解除，其后律师未再参与涉案标的执行处置工作，法院综合全案情况，在双方合同约定20%基础上，酌定按10%收取律师费。法院还解释了为何解除委托后仍应支付律师费的理由，根据《合同法》第410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但应赔偿因解除合同给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失。另一方本可通过履行涉案合同获得报酬，因一方单方解除合同而无法获得。

但是，广东高院曾在（2018）粤民再215号裁判中作出了自相矛盾的判定，双方约定以实际执行所得财产总额的30%计收律师代理费，当事人支付义务随2008年4月30日协议终止期限届满而终止。协议有效期内当事人并未实际收到任何执行款，故其不负有按该协议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义务（尽管终止期后律师仍然开展了相关代理工作）。基于此，我们要谨慎对待合同的终止时间条款。

4、计收律师费要基于确定的受益事实。

最高法在（2014）民申字第2256号裁判中指出，代理费的计算方式是按照实际执行收回的现金计算，律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已经收到了该700万元违约金的事实，按照案涉《风险代理协议》的约定，律所不能对这笔款项主张代理费。广东高院在（2021）粤民申11126号裁判中指出，律所已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当事人未获得积极的收益，但确实避免了75.3万元的损失，合同目的已达成，应按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

三、以诚实信用为原则。

收取律师费应遵守双方约定，任何一方违背诚信，不付费或多收费的均不予支持。

如果双方达成了明确的约定，又无特殊情况，一般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同时律所也不能收取约定范围以外的律师费，以维护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原则。

1、当事人不能违背事先约定，拒付律师费。

广东高院在（2017）粤民申6454号裁判中指出，双方一致同意，无论法院裁判或经原、被告调解、和解等方式结案，被告支付多少给甲方，律师服务费均固定为人民币70万元。若甲方撤诉，则在三天内支付给乙方70万元。2015年9月29日，甲方主动撤回起诉，因此甲方应按约支付，其主张是风险代理收费缺乏依据。广东高院在（2021）粤民申794号裁判中指出，双方约定如生效判决支持了甲方的诉讼请求，甲方向乙方支付首期律师服务费100万元，现再审判决支持了有关判项。当事人主张案涉合同存在欺诈，未能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应向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00万元。

2、律所不能超出约定范围，收取律师费。

最高法在（2021）民申4046号裁判中指出，律所收取代理费的前提是法院判决款项或者通过和解、调解、撤诉等方式进行赔偿或减少一方的麻渣水使用费。但在案件调解过程中，东方公司与王远秋一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并不是约定的赔偿款，律所并未达到约定的诉讼成果，律所无权要求以该款项计算代理费。最高法在（2020）民申2716号裁判中指出，在当事人否认双方签订新的委托代理协议的情况下，律所未能举证证明其就3号案件签订新的代理协议，其主张应就3号案件另行支付100万元代理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以明确过错为前提。

代理律师在代理过程中有明确过错的，应赔偿当事人的实际损失。

1、代理律师在代理中的过错必须明确。

广东高院在（2019）粤民申2886号裁判中指出，在已经生效的执行裁定书明确告知应就共同房产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且律师明确知晓该内容的情况下，律师事务所仍然提起确权之诉，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应当就“选择救济途径错误”给委托人造成的实际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广东高院在（2019）粤民申4004号裁判中指出，律师作为法律从业者，其在收到裁判文书后，应当及时向委托人送达裁判文书，告知申请执行期限，是其核心义务。后当事人因超出申请执行期限而没有资格领取执行款。律所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告知申请执行期限。且开庭笔录只有律师助理签名，违反了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的规定。律所在履约过程中存在主要过错，判令其承担损失金额的80%。

2、当事人的损失必须是实际确定的。

最高法在（2021）民申4883号裁判中指出，当事人不能证明其实际负担税费遭受了实际损失,不能证明其主张的2500万元差额损失是履行《委托代理协议书》能够获得的可得利益,也不能证明第三项支出与律所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当事人据此主张2500万元的差额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广东高院在（2019）粤民申2886号裁判中指出，律师事务所的赔偿金额应依据当事人的实际损失进行确定。当事人在一审中主张的损失311542元并非确定的、必然的损失，综合考虑律师事务所的过错、涉案房产的价值及增值等因素，酌定事务所赔偿5万元并无不当。

首发：微信公众号“golf杨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