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股权变更登记的便利、提供担保、逃避出资义务或转移财产等目的，实践中存在大量虚假股权转让的现象。这种股权转让对目标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以及股东责任的承担具有重要影响。作为裁判机构，法院在对虚假股权转让行为进行认定和评价时，通常将是否构成通谋虚伪表示或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作为其处理此类涉及虚假股权转让案件时的关键考量因素。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通谋虚伪表示是法院主要的考虑方向，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法院才会考虑定性为恶意串通。因此，在处理涉及虚假股权转让的案件时，包括作为企业破产管理人在处理破产或强制清算案件时，从有效实现诉讼目标的角度出发，案件处理策略往往应聚焦于证明存在通谋虚伪表示，而非证明恶意串通。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不难看出，认定“恶意串通”需满足以下四个要件：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认定“通谋虚伪表示”需具备以下要件：

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可见虚假股权转让的关键在于“虚假”，即股权转让合同中表现出来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及对价支付是虚假的，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并非如此。这涉及通谋虚伪表示的核心要点：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作出与真意不一致的意思表示，双方都知道自己所表示的意思并非真意，即民事法律行为本身欠缺效果意思，双方均不希望此行为能够真正发生法律上的效力。

虚假股权转让往往难以直接被定性为恶意串通行为。恶意串通本质上是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学界对恶意串通行为是否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行为的问题存在分歧，通说认为，只要行为人有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恶意，并且双方有通谋，即构成恶意串通，并不要求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真意不符。

例如，股权转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串通，让原股东通过股权转让逃避本应承担的债务，双方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恶意，但就转让股权这一意思表示而言，是真实而非“虚假”的意思表示。可见，意思表示是否与内心真意一致，是区分构成通谋虚伪表示还是恶意串通的关键。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举证证明或法院依据哪些事实能够认定个案中是否满足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或恶意串通的各个要件？例如，如何证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与其真实意思不一致？如何证明当事人之间有通谋？如何证明当事人之间有虚伪的故意？

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一些客观事实，如物质利益的损害，可以通过有形、无形的权益的损失来证明。但是，对于通谋、虚伪的故意，真实的意思表示等主观要件，仅从主观角度找证据是极为困难的，需要通过一些能够证明主观意思的“外在表现”的证据加以判断，且这些证据需要满足充分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因此，本文基于法律实务，即基于相关实务案例，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法院通过哪些“外在表现”，以及这些“外在表现”需要达到什么证明标准，才能认定虚假股权转让的行为构成通谋虚伪表示而无效，从而有助于争议解决过程中诉讼策略的制定与执行。

虚假股权转让中，当事人之间虽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双方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并非当事人的内心真意。法院通常会基于其他合同与股权转让合同中不一致的约定，来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是虚伪的。但实践中法院在判断是否不一致上仍有区别，主要在于如何理解合同中的意思表示。

在（2022）湘 10 民终 2969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合资开发协议》中约定的“李玉华、周建华、雷渊清、周正中从中获得用以办证担保的涉案土地并将该土地变更为商业用地进行商业开发”是当事人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股权转让及担保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是虚假的意思表示，因此该协议无效。

有的法院认为意思表示仅需理解为是否有转让股权的意思，例如在（2012）民一终字第 98 号案件中，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与《整体收购博峰公司协议》中对转让价款约定不一致，但法院并未因数额不同而判定意思表示不一致，认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是转让博峰公司的全部股权，双方也认可实际履行的转让款为《整体收购博峰公司协议》中的 7000 万元，至于与《股权转让协议》中 1000 万元的不一致以及涉及的税费问题（行政法调整即可）不代表转让股权的意思不一致。

而另有法院认为，即便均有转让股权的意思，价款的不一致就意味着意思表示的不一致。如（2016）最高法民终字 7 号案件中，最高法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股权价格与《股权转让补充合同》中的不一致，进而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中将股权转让价款约定为 66 万元和 33 万元，而《股权转让补充合同》中就股权作价 2500 万元，明显存在矛盾。

在涉及虚假股权转让的案件中，与“恶意串通”相比，司法实践中法院更倾向于从“通谋虚伪表示”的角度对虚假股权转让行为作出负面评价，即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无效，进而据此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对于“通谋虚伪表示”的认定，则需从多个方面综合考量。因此，对通谋虚伪表示进行类型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