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刑辩律师是真的难。

困境引发思考，当深耕专业槽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时，我们该如何自处？

在《我为什么选择刑事辩护？》一文中，我介绍了我的专业化选择之路。刚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一度认为专注于某一领域的律师就优于所谓的万金油律师，随着执业年限的增加，以及疫情的冲击，我重新建构了关于律师专业化的认知。

01.曾经的困惑

在一起“场外配资”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中，我发现自己的知识背景不够用了。场外配资是什么意思？场外配资的操作模式有哪些？场外配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为何？九民会议纪要对场外配资的规定对于认定行政违法、刑事处罚有何影响？

如果关联问题都不能回答，我能说自己是一个专业的刑辩律师吗？

法律适用是以社会实践为前提，社会实践是多样化的，不了解相关实践情况、前置法（一般认为刑法是最后法）的规范要求，不可能把该起案件研究深、研究透，找到最恰当的辩护方法。

但同时，我们有可能成为“百晓生”吗？

从可知论的角度看，不管是个人学习精力的分配、社会实践的有限性还是实践状态的多样性都决定了律师不可能什么都懂。虽然当事人期望律师对于其特定的领域能够达到行业人的认知水平，但客观上，这样的精准匹配很难达到。

当然，我不会否认专业槽的重要性，系统的认知和类似案件的处理经验对于办理案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时候民事律师认为属于商业模式创新或意思自治的东西，在刑事律师眼里就是犯罪。

但当专业槽面临新问题时，怎么办？先搁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来聊聊律师服务的本质。

02.律师服务的本质是什么？

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形成了三个待选项：律师兜售的是时间，专业服务，还是信任？当然，这三个因素并不能完全割裂开，我们倾向于从侧重点来谈这个话题。

最终，我们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律师服务的本质是信任。

贩卖时间不是律师的专业体现，西方式的计时收费也不适用于我国现状，对于当事人而言，律师再拼、再熬夜加班，对他有何益处？当事人要的始终都是解决问题。

那么，律师贩卖的就是专业服务了吗？也不尽然，问题的关键是律师的专业服务可展示、可被理解吗？当所谓的专业服务没有可评价的指标时，律师与当事人之间触达的桥梁在何处？

很多情况下，当事人购买的就是律师的个人品牌与信任感。通过沟通，当事人认为律师准确识别到了他的痛点，能够设身处地为他考虑，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可能性，这个律师跟他合得来，这些综合印象才是当事人付费的核心指标。

甚至于存在当事人知道律师对某一领域不熟悉，但是基于对律师的信任而强烈要求律师为其提供服务。

我在《凝练理论争点对于办理复杂案件的价值和方法》一文中提出的方法论实际上是一整套解决问题的底层逻辑，这样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当事人所需要的。

03.从当下的合规热来看专业化

不管是最高检力推的涉案企业合规，还是国资委推动的国有企业合规管理，都是当下的热点。

最近我也在深入研究合规，特别是国有企业合规实质上属于一种管理方法，给我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专业化的视角。站在企业内部，从激活组织能力的角度看符合外部规范，单一的部门法知识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企业的风险是多方面、多领域的，风险防范需要的是知识面广、能够快速深入研究重点领域问题，立足于管理视角，企业需要的不单单是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更需要从行业趋势、经营管理、组织协调角度综合把控。

即法律服务相对方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在需求——供给关系中，供给应当是在立足自身基础的前提下充分适应需求，这也是疫情冲击带来的观念改变。

回到问题本身，当专业槽面临新问题时，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短时间内完成从专业化到万金油的转变，需要的是从部门法的专门研究中提炼出概括的底层逻辑，然后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有广度有深度。当面临新问题时，可以快速找到切入口，然后运用底层逻辑去深入研究，寻求最妥当的解决方法。

那么广度的拓展就需要把握特定阶段、特定对象的特定需求，从需求端来发现机会，把握机会。

专业化不是固步自封，专业化也不是猴子掰苞米，而是从个案中把握规律、切开行业研究的小口逐步深入，实现专业知识与行业化的融合。

来源：微信公众号“刑事辩护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