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0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了重要修改。

在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提出了“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即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修改后的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相比之前的规定内容“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了将“年利率24%”改为“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外，其他并无变化。

但是因为贺专委的重点讲话中谈及只一点，无异会引起争议，律师费是否是指上述司法解释中的“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态度

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诉讼律师费是否包含在利息最高限额中，即律师费是否属于“其他费用”，存在不同意见。

在（2019）最高法民申1938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裁定认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等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将不予支持。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月综合服务费为1.117%,月利率为0.3%,合计息费率为月1.417%；华泰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期限还款的,从逾期之日起在约定借款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天信公司有权向华泰公司收取借款金额10%的一次性违约金。华泰公司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华泰公司承担天信公司为此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等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月息费率1.417%加上逾期还款上浮50%,逾期还款的月利率为2.1255%即已超过年利率24%的法律规定。本案二审法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天信公司有关诉讼请求按照法律规定的上限年利率24%予以了支持,对天信公司超过年利率24%的有关违约金、律师费用等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在（2019）最高法民申1085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裁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中的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应当是关于民间借贷中借用资金成本的相关费用，只有与资金成本紧密相关的相关费用才属于上述规定的范围，并非在借款合同中出现的所有费用都属于上述范围。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律师费系出借方为实现其债权而实际支出的成本，当事人明确约定由借款方承担，不属于借款资金费用。故一、二审判决由地正公司承担具有事实与合同依据。”

在《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78辑“民事审判信箱”中，答复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立法本意，此条为逾期利息、违约金、其他费用并存的处理的规定，主要的目的在于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违约金以及其他费用一并约定时，如何平衡保护当事人之间的权益问题。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借款人逾期还款时出借人有权要求借款人一并支付逾期利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从实践的情况看，“其他费用”主要涉及的是出借人和借款人所约定的服务费、咨询费、管理费等。从上述费用的性质看，仍属于借款人获得借款而支付的必要成本，当事人为规避利率的上限而以其他费用的形式出现，实质上为当事人通过变相的方式提高借款利率，与利率的性质无异，为此将包括服务费、咨询费、管理费等发生的其他费用的保护标准限定在年利率的24%。其次，律师费用、诉讼费用等为权利人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而发生的费用，与借款人为获得借款而支付的成本之性质截然不同，不应将律师费用、诉讼保全费用等归入“其他费用”之范畴。最后，诉讼费用的产生并非必然。在纠纷由人民法院裁判时，根据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的原则，因借款人的原因导致纠纷的发生，由借款人承担此部分费用较为公平、合理。在此情况下，诉讼费用不包含在“其他费用”之内具有合理性。”

我们的态度

我们从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严格执行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司法解释中的“费用”不应该包括律师费。

例如，《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规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今年7月2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再次提出“统筹兼顾利率市场化改革与维护正常金融秩序的关系，对于借贷合同中一方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总和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不予支持。”在《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发布会上，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多个文件，强调强调从严把握法定利率，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形式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依法不予支持。”从上述的规定看，“费用”应当是指相当于借款利息的款项，并非是指发生争议的维权费用。

我们认为，从鼓励诚信角度出发，出借人支付的律师费不应该包含在解释规定的“费用”中，即便超过了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也应该支持由借款人承担。

来源：微信公众号“快马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