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7日广东省教育厅印发调整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明确全省各级各类学校2月底前不开学。

　　学校因疫情延期开学，同时也意味着未开学的未成年子女需要有成年人留守看护，这将给家中无人协助看护子女的家庭带来巨大压力，形成返岗工作和子女看护的两难困境。于是存在要求企业提供看护假期，甚至要求企业提供有薪假期的呼声。

　　从近期的消息得知，这种要求得到了一些地方的支持。1月31日，北京市人社局、北京市教育委联合发布《关于因防控疫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规定“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视为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形，期间的工资待遇由职工所属企业按出勤照发。”，该做法引起了网民的讨论和争议。后，2020年2月12日北京市人社局、北京市教育委又发布《关于对<关于因防控疫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有关问题说明的通知》，对该做法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鼓励企业采用灵活方式办公、实施灵活用工政策来代替带薪休假全职看护未成年子女的方式，但该文并未完全改变为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提供带薪休假的政策。

　　笔者认为为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提供带薪假的这种做法并不妥当，理由在于：

　　一、该做法无异于给企业雪上加霜，不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除了部分抗疫需要和生活必需企业外，几乎所有企业停工，至今仍未能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面临巨大的生产损失压力。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因资金流问题无法支撑下去，餐饮巨头西贝董事长贾国龙向媒体呼救称“贷款发工资也只能撑3月”，现已迫不得已通过“共享员工”进行自救。现今应当更多协助企业逐步复产复工，支撑企业平稳过渡，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而为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提供带薪假的做法无异于为企业雪上加霜。

　　二、该做法片面要求企业承担了过重的责任，忽视了疫情防控是企业与职工共同的社会责任。

　　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天灾，我国几乎倾举国之力在进行一场“抗疫阻击战”。这场抗疫战争是全社会每一位成员应当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面对困难和损失，企业与职工之间应当进行合理的分担。因疫情防控需要，企业在承担了职工春节延长假、延期复工、停工停产期间的待遇之后，仍要求企业为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提供带薪假，明显让企业承担了过重的责任。

　　三、该做法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如果职工夫妻双方不在一个企业工作情况下，容易发生职工各自欺骗企业，从而夫妻双方均获得带薪假期的情况。并且在实务中，企业对职工的这种不诚信行为并不容易取得相应证据。因此，该做法为职工违背诚信获利提供了途径，明显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破坏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四、该做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疫情爆发后，国务院和各地发布的延迟复工决定，可以援引《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5条与第49条中涉及停工、停业、停课或中止生产经营活动的规定作为依据，而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的需要而带薪休假则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在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期间的待遇上，强调平衡劳动关系各方主体的切身利益，共度难关，尽量减少企业负担，比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全国工商联发布的《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中明确鼓励企业与职工协商解决复工前的用工问题，要求企业工会积极动员职工与企业同舟共济，在兼顾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尽可能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的损失。

　　综上而言，笔者并不赞同为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提供带薪假的做法，对于职工现实困难的照顾，同时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兼顾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利益的平衡。如果企业被压垮了，所有职工都将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这个道理。因而笔者更建议企业采取在家办公、网络办公、集中休息休假等灵活用工方式为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提供帮助。

作者：

　　章利兵，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主任，卓凡劳动法律事务部部长

　　廖国煌，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卓凡劳动法律事务部成员

（来源：微信公号“企业合规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