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我应邀参加福建悦华律师事务苏主办的2018年第三期漳州刑事沙龙，与翁京才博士一起分享“毒品案件辩护技能”。在交流过程中，我也谈到自己办理刑事案件的一些心得。我一直把刑事辩护看成技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红顶律师需要多年修为且存在“站队错误”政治风险，做勾兑律师需要冒着行贿危险存在锒铛入狱的法律风险，做死磕律师需要不仅需要技术娴熟更存在被调查被处罚的行政风险，刑事律师走技术辩护之路也就成为“安全有效”的“王道”。检法人员“科班”出身的越来越多，律师技术辩护更能说服他们，更能唤起他们内心的法律人情怀。

　　1、无罪辩护

　　刑事律师要求无罪辩护意识，接受案件应该首先考虑“无罪辩护”，除非有证据推翻律师的“内心确信”。律师坚持无罪无罪辩护其实是“无罪推定论”在刑事辩护中的实务体现。就象医生眼中只有病情，律师眼中只有案情——客观事实只有行为人知道，办案人员与律师只知道法律事实。律师坚持无罪辩护，意味着即使被告人认罪，也不能减轻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当然，如果有证据足以推翻无罪确信，则律师应该改变策略接受轻罪辩护。

　　2、审前辩护

　　刑事律师不应该放弃“庭前拦截”，因此“审前辩护”应该成为刑事辩护特别是无罪辩护的“重头戏”。“审前辩护”如同城外野战，保证城池不失不可放弃外围，毕竟庭审如同“退无可退”的艰苦巷战。审前辩护，从（批）补前辩护到（起）诉前辩护，律师需要提出撤案法律意见书、取保候审申请书、不批捕法律意见书、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不起诉法律意见书。特别捕前辩护，此时错案责任从侦查机关转移到检察机关，成为律师争取无罪释放的黄金节点。律师与办案机关是“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另一方面都是服务于有效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在错案追究制与终身负责制压力下，办案机关越来越意识到律师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是对他们的帮助——律师应该是办案机关的诤友。

　　3、咨询辩护

　　律师首次会见当事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该从犯罪构成出发向其提供法律咨询。律师告诉当事人，哪种情况下属于犯罪哪种情况下不属于犯罪，哪种情况下罪重哪种情况下罪轻。这种咨询服务可以提醒当事人不被诱供或逼供，却没有“教唆”当事人翻供的嫌疑。我经常要求当事人“实事求是”，是你做的就要承认，白的不会变成黑的；不是你做的就要否认，不能误导办案机关办错案，不能帮他人背黑锅。律师与当事人谈话虽然不能被监听，但律师切不可大意，毕竟一些看守所不太规范，律师存在被监听的可能性。律师切不可教唆当事人如何回答办案机关问话，那样很容易陷自己于危险中。

　　4、安全辩护

　　律师需要明确自己的身份是辩护人而不是当事人，切忌一不小心从会见别人变成被别人会见。许褚赤膊上阵多中了几箭，鲁迅说活该，谁叫你不穿盔甲。律师应该是穿上盔甲的许褚，学会保护自己“少中几箭”。无不赞同一些律师“绝不取证”，也不赞同一些律师“舍得一身剐”不顾自身安危去取证，而应该确保自身安全去取证。证人到庭，我一般是向法院提出申请，并让家属与证人联系好且在法庭外等候，尽量不与证人在法庭外接触。证人提供立功线索，则在会见笔录中详细注明，避免被“拖下水”。被告人龚刚模举报辩护人李庄的前车之鉴，使得律师必须考虑如何站在“防火墙外”。

　　5、辩前辩护

　　许多律师认为庭审辩护额关键是法庭辩论，其实庭审辩护的核心环节是询问被告人与法庭质证。我与拍档王永平律师练手辩护的案件，询问被告人占到庭审时间的三分之一，举证与质证则占到庭审时间的一半。法官与检察官听完询问被告人和质证，本案的基本走向已经明朗。证据是庭审之王，律师不能从庭审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充足性切入，法庭辩论只是空谈。许多人以为刑事律师最重要的能力是口才，或者是文才，其实刑事律师最重要的是眼光，如同令狐冲一样能够发现对手的“破绽”。我经常提出案件辩护方向，让助手去完善询问提纲、质证意见，也就完成了辩前辩护的充足准备。

　　6、团队辩护

　　我不赞同刑事律师做“独狼”，而应该团队作战。正如翁京才博士所言，律师要有团队而不是团伙，这就需要“业务分工”。我经常在团队辩护中担任“大前锋”角色，通过“密集轰炸”撕开公诉人证据链，其他队友则“精确打击”从我打开的突破口切入。如果是临时与陌生律师共同办案，则应该庭前“串联”说服他们。无论是坚持“无罪辩护”还是被告人“集体翻供”，律师都要“集体闯红灯”，这才能形成统一布局与气势。那次广东惠州邱某等7人免于刑事处罚的贪污案，庭前我就向其他辩护律师提出该案可以无罪辩护，公诉人过于依赖被告人有罪供述，而有罪供述较为淡薄，一旦被告人翻供则本案很难证实有罪。上月湖北孝感那次诈骗案，我也是庭前向其他辩护律师表示本案存在辩护空间，约定大家集体无罪辩护。

　　7、交易辩护

　　刑事律师不应该拒绝控辩交易或申辩交易，只要这种交易符合当事人最大利益且经得当事人及其家属同意，只要这种交易没有勾兑。有些案件甚至出现法官绕过刑事律师与当事人或其家属达成妥协，被告人认罪换取法院判处缓刑、免于刑事处罚或“关多久判多久”。有些案件被告人并非无辜，只是证据有误，我比较赞同这些案件交易辩护——庭审中律师可以坚持无罪辩护，但庭审结束后可以与法官达成妥协，以被告人认罪换取轻罪判决。为防止某些法官反悔，我一般采取被告人认罪而辩护人坚持无罪的策略——法官反悔则刑事律师无罪上诉，我在授权委托书中列明律师权限包括提起上诉。那些被告人并非无辜的案件，律师不仅需要考虑“出罪”，而且需要考虑“入罪”。律师需要直面现实，法院判决无罪阻力太大，除非律师内心确信被告人无罪且被告人及其家属坚决要求律师无罪辩护。

　　技术辩护，刑事律师需要从实际出现，帮助无辜者免受冤屈，帮助有罪者罚当其罪。刑事辩护关系人身自由甚至生死，不可不慎更不可不尽心。公诉人每年办案数百个刑事案件，10倍于刑事律师，比律师“手熟”。这就需要刑事律师从工作要领出发“精耕细作”，用10倍的时间与精力去挖掘案件背后的辩点。不能从数量上占优势，那就从细节上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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