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过毒品犯罪案件的律师都知道，这类犯罪的被告人往往有很多的辩解，案件本身也有很多的辩点，很多时候律师提出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被判决书采纳的概率却很小。甚至，有些毒品案件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基础事实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推定就完成了定罪量刑。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毒品案件的定罪量刑如此任性？细细品来，似乎有迹可循。

　　刑事政策严厉

　　我们发现，从《南宁会议纪要》到《武汉会议纪要》，每一个会议纪要的开头，都强调了当时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及法院需坚持的“严打”方针。也就是说，每一次会议纪要的发布，都是在要求从重打击毒品犯罪的理念基础上，出台具体的操作规范。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司法部门怎么可能从轻从宽处理？从定罪的角度来说，证据标准必然被降低。从量刑的角度来说，量刑必然从重。

　　但需要反思的是，从2000年到现在，十五年过去了，虽然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一直在加强，但是毒品犯罪的情势却越来越严峻。由此引发出了一个疑问：从严打击真的有效吗？

　　也许，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有关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多少之间关系的论述。刑罚的威慑不在于它的严酷性，而在于其必然性。对毒品犯罪分子来说，毒品犯罪的暴利与刑法打击的疏漏才是驱使他们犯罪的主要因素。至于被抓住后，可能涉及到的无期、死刑等重罚，对他们来说真的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吗？

　　证明标准降低

　　《南宁会议纪要》第五条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问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于仅有被告人的口供和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因能相互印证而作为定案依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大连会议纪要》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相比《南宁会议纪要》而言，《大连会议纪要》删除了三句话（文中黑体字部分），显得更为简洁。但是其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在没有实物证据的情况下，被告人的口供能相互印证，就可以定罪。

　　两个会议纪要与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比较而言，是有所突破的。我国《刑诉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相比较而言，《刑诉法》更强调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而会议纪要只强调口供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认定犯罪。显然，纪要忽略了《刑诉法》中“不轻信口供”的内容。这种片面强调口供定罪思维下的证据采信规则是非常可怕的。更为可怕的是，会议纪要虽然对口供定罪做了非法证据上的限制。但是就实践中糟糕的非法证据排除效果来看，基本上起不到限制的效果。所以，仅凭口供定罪，怎样才能有效避免冤案、错案的发生，值得深思。

　　错案追究甚难

　　毒品案件证明标准低，其错案、冤案的概率必然更高，但是从曝光的冤假错案来说，毒品犯罪类案件却少之又少。

　　错案追究需要条件，形象点说，只有在亡者归来，真凶出现的情况下，错案追究才不可避免。否则，难于上青天。特别是在以口供定罪，在无法找出有力的客观性证据推翻口供的情况下，要用后来的口供推翻前面的口供，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即便有办案责任终身制，但是就毒品犯罪来看，即便存在错案也无法得到有效的纠正，无法追究办案责任。判错了，又能怎样？既然无法追究责任，判了也就判了，没有后顾之忧。

　　行文至此，倒不是说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毒品类冤假错案，也不是说司法人员办案真的很任性。但是，相较于其他案件（行受贿案件除外），毒品犯罪案件的办理确实存在着定罪量刑标准日渐宽松的趋势。在追求严打的同时，坚持高的定罪量刑标准，贯彻疑罪从无、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等基本诉讼原则，难道不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吗？

                                 （来源：厚启刑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