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车主上海车展维权事件，连着几天上了热搜，仍然是舆论有点一边倒地指责特斯拉，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们着实大大消费了一把爱国，因为这样做是最安全、最不用动脑的认知习惯。

子弹还在半空中飞，连新华社都等不及，第一时间直接质问特斯拉硬气的态度：谁给了特斯拉“不妥协”的底气？指责其“店大欺客”。

作为理性的法律人，在这种热点事件前，一般不敢第一时间发表倾向性结论，因为根据过往经验与直觉，依据法律人“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思维习惯，轻易站队下结论，分对错，大概率会被打脸。

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法律上的真实、新闻真实与真相，三者之间是有者宵壤之别的，要结构化分清真实、真相与真知。见作者公众号文章：《记者生涯如何改变了我》

果然，今天的人民日报上海频道，就披露了特斯拉披露的数据：车主最后一次刹车前时速为118.5千米每小时，撞车前时速降为48.5千米每小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踏板力度较轻，之后，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发挥了作用，提升了制动力并减轻了碰撞冲击力”。

以较为明确又委婉地暗示了事故与车主操作的相关性。

该党媒很有春秋笔法，一是引用的特斯拉的官方声明，在事实之外没有自己下结论；二是没有直接否认特斯拉制动系动没有问题，因为尚未有权威机构的结论予以辅证。两家央媒在此事件面前的报道水平，可谓高下立现。

更多自媒体评论文章，内容偏颇地不值一哂，也许是认知上的无知，也许是立场上的别有用心。人家说要依法处置此事时，他会骂人家资本主义的硬气；人家诚心要妥协解决问题时，他又说人家认怂；警方依法处置扰乱公共秩序时，他们又骂特斯拉官商勾结。

其实，单从立场的角度，除了特斯拉及其忠实用户，以及注重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的上海市，特斯拉面对的外围旧势力，太过于强大了，它包括同行竞争对手（包括燃油车与电动车），也包括很少获得新兴车企投放广告的传统媒体及新媒体们，甚至恨不能让它“滚出中国”。

今天在跟小伙伴分析特斯拉热点事件时，我提出来，如果没有法学的基本素养，哲学思辨又不够，我们的认知容易被新闻媒体提供的资讯牵着鼻子走。

稍微有点法律证据意识的人，应该明白，此次热点素材来源过于偏颇，全是车主及家一口咬定刹车失灵，是系统软件出了问题。按说是不是刹车系统故障，调取一下后台数据，或者由政府或者双方指定第三方检测，至少比各说各辞更有说服力，据说车主断然拒绝第三方检测。

问题出在哪里？证据在哪里？搞清楚了责任在哪一方就水落石出。不能拿着结论来倒推大前提与小前提，更不能颠倒因果关系。所以，该桩公共事件的核心在于检测的结论。

但问题又来了，法律不但要实现实质正义，还要用程序正义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于是，由谁来选定第三方鉴定机构，又将会成为双方针锋相对的焦点，车主就不同意任何一方选定鉴定机构。对于此类公共安全事件，刹车失灵非同小可，涉及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2004年几部委联合制定的《缺陷汽车召回管理规定》，政府对可能危害民众健康、安全的产品，有权力指定专业机构，进行权威检测。

即使没有第三方政府来主动介入，任何一方，都可以寻求民事诉讼手段，到法院一辩真相，按照产品侵权责任的举证规范，可以选定第三方对刹车系统进行技术鉴定。凡有权利必有救济，法律不会堵死这一条路的。

也许有人说，对于弱势的消费者而言，被逼上车顶，也是没有维权出路之后的无奈之举，笔者非常不认同这一观点。如果按照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方法，和稀泥的传统维稳方式，则中国的成年人社会仍然脱不了“巨婴国”的窠臼。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信仰法治是定纷止争的底线保障。

无论是今年两会高居榜首的热词，还是“十四五”规划里的描述，“依法治国”被提到更加优先的战略国策。何况，法治环境就是营商环境，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应有平等保护外商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指标。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车主涉嫌隐瞒主观驾驶操作失误，而经鉴定车辆不存在刹车失灵问题，我们的执法者，是否敢于依法追究车主“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这将考验着法律的尊严，也挑战着我们维护善良风俗的勇气。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论案件怎么走向，有一点笔者替落户上海的特斯拉庆幸，从法治营商环境的角度，选择上海至少从营商法治环境上，绝对是明智之举。

最后，作者防止被谩骂，声明本篇不是洗地文。若为了家人安全乘用，也在自动驾驶等技术成熟之前，笔者不会将特斯拉作为首选用车。

来源：微信公众号“董董的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