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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这些话虽然略有夸张,但确实说出了企业家的心酸,也真实反映了企业家面临的复杂法律环境。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会遇到各类涉法问题,一般的民事诉讼乃至行政处罚都不至于使其“创深痛巨”,但一旦涉及刑事犯罪,轻则“伤筋动骨”,重则“倾家荡产”。我们现在的企业,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合规的重要性,但对于刑事合规还略显陌生,那到底是什么是刑事合规?刑事合规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去做刑事合规?围绕这条主线(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我们来共同探讨刑事合规与企业安全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刑事合规是什么?——刑事合规的概念
刑事合规来源于西方国家的Criminal Compliance的概念,其内涵就是为避免企业或者企业员工相关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刑事责任,以刑事法律的标准来识别、评估和预防公司的刑事风险,制定并实施遵守刑事法律的计划和措施。根据这一概念,刑事合规包含下面两层的含义:
第一、刑事合规的目的,是要求企业的运行受到刑事规范的约束。简单讲,就是首先保证企业及企业家不实施构成犯罪的行为,避免刑事风险。
第二、刑事合规的内容,要求企业为了实现以上的目的,积极的为预防、发现和制裁违法犯罪行为建立完善的内部和外部机制。
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在医疗行业,几乎每个人都充分的认识到“体检先于治疗、诊断重于手术”,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法律行业,如果把刑事辩护称之为治疗,那么刑事合规相当于体检,而且这个体检并不是一般的体检,而是包含基因检测在内的,对已知以及因先天原因或外在环境对未知的病痛进行全面深层次的体检,再根据体检的结果去建议你,在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是要去主动切除病灶,还是选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其他积极的干预手段,防止潜在重大疾病的发生。
刑事合规与企业合规(Compliance)到底是什么关系?从字面意思来看,刑事合规是企业合规计划中的一个子项。不过,回溯国外企业合规制度的渊源,大多来自于所在国的刑事法律,比如美国1977年的《海外反腐败法》、1987年《联邦量刑指南》,英国2010年的《反贿赂法案》。如今的企业合规,已逐渐成为完善公司治理、防范企业风险的综合举措,但是毋庸置疑,刑事合规绝对是整个合规体系中最低限度也是最核心的部分。这有点近似于木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即企业合规计划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发挥多少作用,取决于对刑事合规的重视以及执行的程度。
二、为什么要刑事合规?——刑事合规的意义
相对于国外刑事合规的理念和制度设计,中国的刑事合规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刑事合规对中国企业来说不那么重要、不够急迫,恰恰相反,这种情况说明刑事合规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企业更应该将刑事合规放在合规建设最核心的位置。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相较于国外企业的刑事风险主要出自于企业本身,中国企业的刑事风险来源更加复杂和多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先是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企业从成立到破产,所有的行为都有可能触犯到某个罪名”,这句话绝不夸张。企业的用工、财税管理、融资贷款、知识产权、生产安全、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等,都是刑事风险的高发领域。金融犯罪10.9万件、知识产权犯罪2.4万件、涉税犯罪2.7万件,食品药品安全犯罪3.8万件,污染环境犯罪11万件。另外还没有提到的安全责任事故犯罪,也是高频罪名。
第二,来自于企业实施的利益输送行为以及企业高管的贪腐犯罪。首先,在外部生存法治环境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多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避免不了与政府之间、与其他企业及负责人之间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行为。有统计表明,近两三年来,企业及企业家的贪腐贿赂类犯罪占犯罪总数的40%以上,几乎占据了企业犯罪的半壁江山。其次,企业内部的贪腐型犯罪,作为受害方,企业同样承受刑事风险带来的不利后果。举一个例子,我国著名的无人机生产企业大疆公司,2019年1月发布反腐公开信,信中称,大疆处理涉嫌腐败和渎职行为的员工45人,腐败造成损失保守估计超1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为2017年所有年终福利的2倍以上。不仅仅是对公司内部,职务腐败还会对整个产业链产生多大影响?大疆表示,从原材料采购、加工半成品到最后成为企业可用的零件,即使每一环节的腐败使得采购成本只上升5%-10%,经过三层产业链到达企业时,成本在无形中增加了16%-33%,这个数据也令人触目惊心。
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重点关注域外的法律法规,后者对于企业反腐败合规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刚才提到的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2017年中兴公司就因违反该法律被处以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因此,企业内外部的腐败,也严重危及着企业的安全顺利发展。
第三,来自竞争对手以及商业合作方的利益纠葛。企业在竞争中,除了要做强自己,还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今年有个很著名的经济犯罪案例,即格力举报奥克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而奥克斯报案称格力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商业声誉罪。双方的对峙从一开始就硝烟弥漫,无论哪一方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虽然这场战争并未出现惨烈的结果,但是对于企业竞争来说,重要的还在于威慑、在于舆情,相比民事诉讼,刑事手段无疑更省时省力。所以,企业如果不关注自身的刑事风险,就等于给你的竞争对手一个“一击毙命”的机会。商业合作问题就更多了,合同纠纷、产权纠纷随时可能演变成诈骗、合同诈骗、侵犯商业秘密,风险防不胜防。
第四,来自于国家法规、政策的变化。目前来说我们感触最深的有两个变化,一个是2018年3月份《监察法》的出台,二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先说第一个《监察法》,有人统计过,根据监察法的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管辖的罪名已经达到100个,涵盖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产等所有职务违法犯罪的事由,几乎涉及到企业及企业家所有的不合规行为,而且绝不仅限于国有企业或国家工作人员。此外,相较于一般的行政执法机关,监察机关被赋予了更多的执法权限,这就意味着,假设企业及企业家因为上述事由被调查,将面临内容更全面、手段更丰富的调查。最后,由于监察法中没有律师参与的相关规定,以往刑事律师所倡导的侦查阶段的“黄金救援期”不复存在,律师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结果的难度直线上升。综上,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家高压反腐的制度化、法律化,企业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否则,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的12项调查措施:
第二个,就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关于扫黑除恶中企业面临的刑事风险更加复杂,除经济犯罪之外,涉黑涉恶类犯罪也成为某些企业或企业家必须防控的刑事风险。套路贷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2019年4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在我准备这篇讲稿的期间,10月21日,两高两部又颁布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两个意见在半年内相继出台,在各地肯定会掀起对套路贷、高利贷的严打风潮,准确说套路贷的严打风潮已经掀得很高了。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某些网络金融公司,因为“高利息”、“砍头息”意味着非法放贷、“暴力催收”则是套路贷的认定依据之一。因此,这些公司成功躲过“爆雷潮”带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却又可能陷入诈骗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的泥潭。
三、刑事合规需要做什么?——刑事合规的企业构建
谈了刑事合规的概念以及必要性后,大家更为关心的应该是,刑事合规如何纳入企业的合规管理,切入后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现在的企业大多聘请了高端的法律人才做公司的法务或者法律顾问,但对于刑事风险却知之甚少,或者即使预感得到,却不知道如何去应对。“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从识别刑事风险到刑事风险的应对,既要有实务经验又要有政策敏感度,既要熟知刑事法律又要通晓公司运作以及市场规律,这不仅对于企业法务或法律顾问是有难度的,即便对于律师,由一个人或一个专业单一的团队都很难去完成,它需要跨团队、跨专业的合作,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刑民交叉或者刑行交叉。对于刑事合规到底做什么、怎么做,我也结合我们团队刑事合规的实例,给大家做个简短的介绍。
从不同的维度出发,我们可以把刑事合规分成不同的方面:
第一,纵向上,针对企业所面临的刑事风险的紧迫程度,可分为事前合规、事中合规和事后合规。
事前合规就是在没有遇到具体法律风险的前提下,由刑事律师为企业提供常态化的日常性合规法律服务,如重大合同事项的审查把关、规章制度的完善建议、提供合规咨询、意见书以及授课,引导、促使企业员工遵守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构建良好的合规文化。前一段时间,我本人还应某个大型房地产企业的邀请,为高管上了一节关于高管贪腐型犯罪的反腐课程。相对于市场的高速运转,国家立法势必是滞后的,事前合规如果有据可循、有法可依,对于一般的刑事律师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新兴领域,如果尚未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出台,企业将如何做合规?这个现象在互联网领域很常见。我们的一个顾问单位,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主要从事搜索引擎优化业务,对于这项业务我们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企业的负责人非常注重风险防范,请我们给他做刑事专项服务。经过细致的讨论和研究,包括咨询了最高院负责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起草人员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的负责人,认为该项业务的开展有一定的危害性,我们又从海量的案例库中找出相类似的两个案例,更加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因此在我们的建议下,该公司调整了运营的模式,从源头上杜绝刑事风险的出现。
事中合规,就是风险即将到来,有大量的迹象表明企业或者企业高管即将面临刑事风险,包括公司的高管被限制出境、企业的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已被调查等等。这都是风险来临的标志,预示着特定案件、特定罪名、特定问题的刑事风险即将爆发。此时的合规,一是诊断刑事法律风险,有可能是什么性质的案件、什么罪名?二是提供防范风险方案,是及时调整业务还是主动向主管部门说明情况?三是提出建议,进一步完善企业的规章制度,堵塞漏洞。
事后合规,也就是刑事调查已经启动,这时的合规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帮助当事人了解涉嫌罪名的构成要件、量刑规则等;二是充分讲解诉讼流程、证据规则,重点要将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进行充分的收集保全;三是告诉他们如何面对违法调查。最后,如果当事人已经被羁押,合规就无缝对接到刑事辩护。
我举一个现实的案例,我们一个从事网络金融业务的客户,这家公司的规范经营和风险防范能力在行业内有目共睹。但是自从国家关于“套路贷”的规定出台后,公司也隐隐感到不安,因其代理催收公司接连被当地的公安机关调查。我们经过详细了解公司的运营模式,结合目前的法律政策及实践中的严打态势,预判他们遭遇刑事风险的可能性很大;而关于非法放贷的意见出台后,形势更加的严峻。我们当天第一时间研读意见的内容,针对该风险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提供了具体建议,而公司也及时予以回应和调整。这件事也让我们以及公司深刻的认识到刑事合规的重要性,通过这些合规的举措,可能无法完全化解该公司遭遇刑事诉讼的风险,但即使进入了刑事诉讼,企业所作的这些努力和完善措施也会是非常有利的从轻甚至是减轻情节。
第二,横向上,针对企业所承受的刑事风险不同的来源,可以分为内部合规与外部合规。
内部合规主要针对企业经营以及企业内部员工的行为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前者的内容相当于事前合规;后者在于,针对企业高管及员工的贪腐、侵犯商业秘密等行为,如何设立完善的举报、惩戒、控告制度,实现企业内部的一般预防。2019年年中,国内各大互联网公司刮起了一阵反腐风暴,在国家纪监委的网站上还特别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报道。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企业本身的发展还是国家层面对反腐的高压态势,企业内部反腐将成为合规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我也发现,即使某些企业对待内部腐败刮骨疗毒的意志很强烈,也设立了严格的监管机制,但若真正发现腐败,如何收集证据,如何移送司法机关并顺利对接,对于企业来说有点无从下手,而如何有效的行使刑事控告权,也是刑事律师从事刑事合规的应有之义。
外部合规在于,结合企业的对外经营活动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建立风险分析预判机制以及应对方案。对于前者,企业在与商业合作以及竞争者合同、产权纠纷中,如何识别、避免遭到诈骗或者权益侵害,在侵害发生后如何有效利用刑事手段最大限度的维护权益?在对方寻求刑事手段介入后,如何将企业因此受到的损害降到最低?此外,如果企业或企业家关联方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企业或企业家也很容易受到牵连,成为侦查机关的调查对象。特别是在目前刑拘措施广泛运用的大背景下,公安机关不排除会出现“先刑拘,再调查”的情形,毕竟刑拘措施的运用几乎不用承担责任。但这种行为会给企业及企业家带来严重的影响。我们其中一位刑事合规的客户就符合这种情况,这位客户是一位自由投资者,投资的项目比较多比较杂,而与他经常一起合作投资的朋友是一家P2P的实际控制人,今年上半年这家P2P爆雷,这个客户非常紧张,内心甚至濒临崩溃,他找到我们给他做风险评估。经过梳理他的投资项目和账目往来,我们分析他本人遭遇刑事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但鉴于这个客户与其朋友之间的账目来往密切,也不能排除在公安机关启动刑事调查时被牵连的可能性。我们做了客观的分析预判后,也对他提供了比较详尽的应对方案和策略,以帮助客户在接下来可能启动的调查过程中有效隔离自己的刑事风险。
综上,根据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刑事合规不仅仅是合规,还要根据不同的需要无缝对接到刑事控告、刑事辩护。而无论是哪种形式,其核心和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企业、企业家的安全发展保驾护航。当然,在企业经营的某些场合里,法律上的需要和经营上的需要是相互排斥的,而有效的刑事合规,还在于因企制宜、因地制宜以保证二者的平衡。最后,我引用《双城记》中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只有将刑事合规纳入合规管理系统的企业,才能在这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在未来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来源:微信公号“刑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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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学士、山东大学刑法学硕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斗政策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刑民交叉争议解决。
执业经历:2006年至2019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2006年至2007年先后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挂职锻炼,2007年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从事刑事审判业务工作。期间,先后参与办理了新疆“七五”案件、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爆炸安全事故案等多个国内外影响重大的案件,同时参与了《对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被害人救助制度、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涉税犯罪等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的起草工作;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数百起。2019年4月从最高人民法院辞职,2020年至今,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斗政策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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