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经济制度来看，所谓民营企业，属于非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形式。换言之，企业不是国家办的，而是私人办的，那都可以理解为民营企业。那么，中央为什么要提出保护民营企业家、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呢？一是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的分量大、范围广，所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二是相比起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可谓“自生自灭”，没有那么多资源优势，需要国家的扶持。

在刑事领域，与保护民营企业相关的政策是保护企业产权。从正面地看，一旦民营企业成为被侵害的被害人，刑事手段在符合条件的情况应当介入。

但是，更多地认为，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涉嫌犯罪，如果“一棒子打死”，冻结企业的财产，让企业“群龙无首”，这家企业基本就垮了。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少了。刑事诉讼的程序之长，足以把民营企业拖死。是否要因为一个案件，就要搞垮一个企业？

如企业偷税漏税被发现后，企业及时补缴税款，企业家符合缓刑条件，那么尽量适用缓刑，不但达到惩罚的目的，也达到让企业继续运营下去的效果。在税务方面，有的企业是存在实际货物贸易，只是借用了其他企业名义来开具增值税发票，现在的共识是企业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对于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问题，当前的政策是：“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是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这时候，企业或企业家变成了“被告人”。本来是正常的货物买卖合同，但被一方当事人以合同诈骗罪控告，公安局也立案侦查了。本来属于股东之间的纠纷，一方当事人却以职务侵占罪把股东搞进去。还有的是产权不清晰，比如挂靠企业，导致职务侵占罪的适用可能。

还有的是动用刑事手段侵占企业财产。如民营企业不是黑社会，也被扣上黑社会的帽子，从而没收企业财产。这方面的入罪思维有时候是很可怕的，只要查，企业总会有问题，中国刑法罪名那么多，总有合适的一款。

上述两方面现象，在刑事诉讼上，还体现为管辖权问题。一个异地的办案机关去把企业家抓回来立案侦查、起诉、审理。提出管辖权异议，也经常是一种辩护要点。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保护民营企业，是因为企业值得保护，还有存在的必要、继续合法发展的可能，如果企业的模式、根基本身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这时候强调保护民营企业，不会起到作用。

比如，传销案件也存在“抢案件”的现象，因为，传销案件涉及金额大，一定定罪后，没收违法所得。这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强调企业是团队计酬，应该要当做民营企业来保护。因为团队计酬是一种行政违法的传销，虽然不是犯罪，但也是受到《禁止传销条例》的禁止的。当这种团队计酬模式本身就要违法的，那强调再多地保护民营企业都没有作用。

因此，保护民营企业是个框，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套。在刑事辩护中，保护民营企业只是个锦上添花的政策，最终还是要靠事实与法律上的无罪辩护。

这种政策当然很有必要，给民营企业一种信心，因为，一旦个案造成不良影响，比如经济纠纷当做刑事犯罪来处理，那么，本地的营商环境是不利于民营企业扎根。没有人感到安全，谁也不会料到哪一天自己被当做犯罪处理了。这也许就是司法的社会效果吧。

来源：微信公众号“黎智鹏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