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真作为韩国三星家族的长女，是三星集团内唯一的女总裁，与保镖任佑宰恋爱4年结婚；在韩国，家庭背景普通的任佑宰被人称为“男版灰姑娘”。两人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也曾被韩国人视为童话，但在两人缘份尽时，终未能好聚好散，双方离婚诉讼历时5年方尘埃落定，由其保镖前夫分得20%财产（约141亿韩元）。至此，李富真为爱下嫁，终以离婚收场。

　　富豪的婚姻的确比一般百姓的婚姻隐含着更大的风险。一旦分手，可不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么简单，是要“携多少分割的财产”分手的问题，并且，这些财产往往和企业的股权结构直接关联在一起，而企业的股权结构又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稳定，影响企业成百上千员工的劳动就业，甚至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正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了。如轰动一时的土豆网CEO离婚案中，因三家公司股权遭冻结，导致错过上市最好时机的土豆网最后被优酷合并。有新闻报道，美国的全社会离婚率是40%，但亿万富豪的离婚率只有8%。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婚姻既是一项重大的情感决定，也是一项重大的财务决定。

　　本律师执业十七年以来，办理了很多婚姻家事领域和公司领域的诉讼和非诉讼案件，有普通百姓的婚姻家事案件，有高净值人士的婚姻家事案件。梳理总结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婚家案件财产多样性和结构复杂性日渐明显，很多婚家案件中涉及到股权、房产、保险等领域（涉及信托的案件尚较少）。通过律师签署过婚前财产协议的当事人，即便在缘尽分手时都会比较平和，双方均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很多离婚案件并没有婚前或婚内协议，当事人双方离婚时往往就共同财产的范围和如何分割都无法达成一致，离婚财产分割成为一场利益的厮杀。

　　当婚姻生活、财产关系不再是两个人之间那么简单时，做好婚姻财富规划，签订婚前财产协议或夫妻财产约定作为对风险的规避，就成了高净值人士的选择。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婚前协议常见有以忠诚义务和子女生育作为夫妻财产分配的条件，通常会约定在某些特定条件或情况达成时，同意某一方获得何财产，或某一方同意放弃何财产。但还应该注意到协议的表述，以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江苏高院《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第24条规定：夫妻是否忠诚属于情感道德领域的范围，夫妻双方订立的忠诚协议应当自觉履行。夫妻一方起诉主张确认忠诚协议的效力或者以夫妻另一方违反忠诚协议为由主张其承担责任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当然，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富豪普遍采用的通过“家族信托”安排家产的做法、正逐渐被中国的高净值人士所认知。目前，国内的家族信托产业也开始起步。据《中国私人银行2019》报告，目前高净值人士整体已经在使用家族信托的比例已接近10%，另有超过30%的受访者表示会在未来三年内积极考虑使用家族信托。可以说，家族信托正在成为国内高净值人士保护家庭财富的重要选项。

　　我国银保监会发布的《信托部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7号文）中，国家监管部门首次对“家族信托”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和设置边界。据该通知规定，家族信托是指信托公司接受单一个人或者家庭的委托，以家庭财富的保护、传承和管理为主要信托目的，提供财产规划、风险隔离、资产配置、子女教育、家族冶理、公益（慈善）事业等定制化事务管理和金融服务的信托业务；家族信托的财产金额和价值不低于1000万元，受益人应包括委托人在内的家庭成员，但委托人不得为惟一受益人。在该通知发布之前，就中国信托业协议等网站公开信息可知，国内较为知名的家族信托多为亿元级别以上，而各大信托机构和私人银行推出的家族信托业务的门槛都以3000万元、5000万元居多。

　　另外，相对于门槛较高的家族信托，保险又亲民很多。保险金给付具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免纳个人所得税优势。百万元级别的保险起到的指定传承、债务隔离、税务筹划等作用未必比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级别的家族信托差。

　　综上，若婚姻关系解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情感、财产和子女抚养的问题，还可能对企业等第三方的财富造成影响时，如通过科学的统筹合理安排，进行婚姻财富规划，可提前防范相关法律风险。如此，有利于双方在合理预期的框架下好聚好散，而不是彼此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