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陈述”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之一。该证据的特性在于，其不仅是当事人的陈述，而且还兼有证人证言之性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陈述往往真假难辨，给及时、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带来了困扰。笔者认为，“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这一准则同样也适用于被害人陈述。对它审查的方法，一要坚持印证证明，二要进行心理分析，从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两个层面剖析被害人陈述的可采信，提高证据审查质量和效率。

　　还原案件事实的材料是证据，通过合法程序采信的证据，是垒积定案事实的物质材料。本文所称的印证证明，是指被害人陈述本身需要其他证据的佐证。举最简单的例子：一老太倒在豪车前，指控司机将她撞倒，被告司机说是老太碰瓷。因无目击证人，故两人陈述真假莫辩，警官到来难以定案。

　　如果没有这些年来碰瓷事业的“发展”，人们可能会说，老人是弱者，豪车太霸道。但当警官调取了监控还原真相之后，碰瓷不仅碰了豪车司机，还碰碎了那些付出同情的心。

　　该例不仅能证明对被害人陈述审查的重要性，而且还证明被害人陈述要有“监控”来揭示其真伪，进行印证证明的必要性。

　　依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79条，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适用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实践中被害人陈述的表现形式往往是被害人笔录。实务中，即使辩护人提交了被害人出庭申请，但实际上被害人出庭的比较少见（伤害案件除外），对质、发问等也因此省略。被害人不愿出庭的原因，隐含着被害人的复杂心理。而对被害人心理的剖析是审查其陈述真实性的必要方法。

　　一般地说，被害人会基于以下心理而导致陈述失真，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恐惧心理：如在打击黑恶犯罪中受欺压的被害人畏惧将来受到打击报复，避重就轻，对有关事实或情节作了虚假的陈述；又如涉隐私类案件中，被害人害怕身份曝光等。

　　打击报复心理：典型的是将通奸说成强奸的案件。基于此类心理，被害人还可能出于泄愤的目的而夸大事实或者虚构某些情节，使被告人得到严惩。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心理反映，不再赘述。对被害人陈述坚持印证证明和进行心理分析的审查具体方法是：首先进行“证据发现”，是否存在能印证被害人陈述的证据（不是为印证而印证，那是误区），采用直接印证法；其次，当发现被害人的陈述存在疑问时，再看是否有排除疑问的印证证据，从其他证据中提取信息，进行深度的间接印证法；如果没有印证证据，则要综合全部证据，“回放”案件的起因、过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剖析被害人的心理，从而基于“疑问”找到对应的“心理”，并采用心证的方法确定被害人陈述的可采性。

　　值得采用的具体审查方法：如果对被害人陈述产生疑问，无法确定真伪，则首先确定“外围证据”的证明力。如果外围证据为真、能据以定案，则再提取外围证据的证据要素（也可称为案件事实和规范的构成要素），以量化的要素与被害人陈述进行对照，以确定被害人陈述的可采性。

　　例如在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中，被害人孙某某陈述：2015年7月25日晚与卢某某去某村看戏，路上因胳膊碰了一下孟某、孟某就骂他，他接着往前走，孟某等人追上他，将他摁在地上，几个人就用砖头打他，孟某，还有那个挺胖穿白色半袖的男子用砖头打了他脑袋十下左右，记不清谁打他哪儿了，卢某某往起拽他，打他的人又将卢某某打了。

　　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被害人的陈述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及录像资料均矛盾，所陈述被打经过并不存在，故被害人陈述不予采信。

　　任何刑事案件发生后，生成的证据绝非一种。此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及录像资料”等，可称之为外围证据，时间、地点、行为、情节等等属于证据要素，是外围证据和孙某某陈述进行量化对比、对照、排疑的物质基础。对于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在发现疑问的同时剖析其心理成因，并进行证据要素对比，这对于提高证据审查效率、准确度具有重要意义。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同样也适用于被害人陈述。

（来源：微信公号“吴世柱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