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陌生人社会相对应的，是熟人社会。

　　从充满温情的乡村，来到高楼林立的城市，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现实——城市化的浪潮正前所未有地改变着国家社会的面貌。

　　虽然身到城市，但很多人的心理，还停留在乡村社会，其表现就是，遇事喜欢找关系。

　　关系，在其他事情里或许可以，而唯独在刑事案件中不可靠。

　　刑事案件，关系到人的名誉、财产、自由、生命。无论是被追诉方，还是控告方，必定孤注一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原因在于，人什么都可放弃，唯自由、生命、名誉不会轻言放弃。

　　云南的孙小果死刑被纵，引起全国关注，上了热搜。而刑事案件中被冤枉，如聂树斌、呼格、浙江张氏叔侄，莫不举全家之力，多年、十多年坚持不懈，全力反击。

　　在控告方、被告方倾力对抗的这场博弈中，就像两只梗着脖子势均力敌的斗牛，外人是不敢轻易插上一脚的。

　　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多年亲眼目睹这种激烈的对抗,要么没有话语权，有一定话语权的，受到体制内抗衡监督机制的约束，也不敢轻言介入，怕被同事说闲话。

　　被找的领导要思考：“值不值得用自己的职业前途、身家名誉而冒险？”

二

　　找关系的作用弱化，更在于现代法治建设中，自上而下的制度变化。

　　2013年8月，《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中政委[2013]27号）明确：建立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

　　终身负责，意味着一朝循私枉法，都会成为今后无数个夜晚的恶梦。

　　2012年，政法委的职能，从“协调案件”到“协调职能”的转变，也是一个例证。 一个明显的表象就是，十八大前开始，各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比如当时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的是杨晓超任，而公安局长由傅政华担任。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是散襄军，公安局长是赵飞。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曾告诫政法委官员：“领导就不要对具体个案做出批示了，让各个司法机关放手去做就行了。”

　　这就是政法干部不能干预具体个案的开始。

　　十八大后，“张氏叔侄强奸案”和“萧山5青年劫杀案”等多起冤假错案被纠正。与此相伴随的，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等一批曾经的办案““功臣”被追责。

　　外有控诉双方的激烈对抗，内有体制内的严格监管，让找关系，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

　　而更吊诡的是：越是找关系，越是证明你有问题。

　　原因很简单：你要是有道理，你就不怕！现在你来找关系，还花大价钱，肯定是自己理亏了。

　　“别看嘴里说的头头是道，背后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遇到的这样满嘴跑火车的太多了。”

三

　　可是基于特有的文化传统，基于思维惯性，很多人心中的老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江湖上，也流传着各种真相难辩的“传说”。所以，要劝别人不要找关系，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

　　也经常有当事人找律师时问：“找关系有没有用？”

　　为了避免无何止的争论，对陌生人，我一般会讲：“我不反对，但我作为律师不会找关系。”

　　让我意外的是，更多的当事人，即使有做大领导的老乡，也没有找人，而是相信刑事律师的专业。

　　去年十月，李超因为妻子陈晓娜涉嫌私募基金非法集资被刑事拘留，经朋友介绍找到我。后来熟悉了，才知道，李超的案子所在的区公安分局局长、区委书记，还有当地的市政法委书记，都是同一个市同一个区的老乡。我好奇李超为什么不找关系。他说：“人情贵过金。法律上的问题这么复杂，你找领导，人家心理还怕给你害了，能自己解决，就尽量不要找人了。”

　　要知道，李超是市直属某单位的中层领导，曾担任中央领导来当地视察的接待工作，面对面给首长介绍市政园林工作。

　　这个社会，身居高层的人，反而不相信关系，相信专业，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这让我想起奥斯卡金奖影片《绿皮书》里的片段。

　　唐.雪利博士和托尼在日落镇，因为托尼冲动殴打了警察而被拘押。不得已，唐.雪利给电话当时的司法部长Bobby肯尼迪，也是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两人被放出来。托尼为此津津乐道，雪利博士却极度恼火，原因是托尼的冲动让他动用私人关系帮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他们正努力于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好，我却要因为深陷牢狱泥潭的事打扰他。”

　　让社会关系，将自己定位于身陷牢狱的罪犯，是对一个人最臭的评价。这是六十年前的雪利，对“找关系”的认知。我们现在的很多人，还在要不要找关系的泥潭里挣扎。

四

　　今年初在北京有个案子，刘强因为妻子赵丽涉嫌私募基金非吸被刑拘，年前就咨询我，过完年才确定了委托关系。见面后，刘强说，之所以一直没能确定，是因为赵丽的上司崔总，一直劝他找关系。让他很犹豫。

　　刘强说，前后给他介绍了很多个“角儿”。其中一个像是官二代，大胖子，坐下来，就讲需要N十万。问他怎么弄，胖子回答说，先要跟公安上层沟通，接下去你甭管，反正到时候人就出来了。

　　刘强问我，我该不该找人？

　　很感谢他能把这样的内情告诉我，但因为是外人，不便直说，怕有王婆之嫌。只好委婉地讲：我不反对你这样做，但我不清楚你们这边的情况，要注意安全。

　　刘强说他自己觉得不靠谱，所以才找的我。

　　我年初九会见前，崔总又找刘强，说这次给N十万（比上次的数目少些）元宵节前可出来。元宵节后，刘强又一次在电话说，崔总最近讲了，现在给钱，五日后可以出来……

　　再往后，有一段时间没再听到崔总的消息。3月中去会见，赵丽说，经侦问话时告诉他，崔总也给抓进来了。

　　这下好了，别人没出来，自己倒进去了!

　　这真是最冷酷的黑色幽默，要不是亲历都不敢相信。

五

　　现在，赵丽案快到审查起诉阶段了，虽然人还没出来，刘强没有着急地催促，但会不断地发些家属群里的信息。他相信，专业帮不到他，其它都不好使。

　　这样的家属真让律师感动。反过来，律师也会更卖力地帮当事人，来回应家属的信任。

　　不是每个人都有李超、刘强这样的淡定。崔总是县级市来广州发展的，2012年炒吗咔赚了2000千万，是如假包换的土豪，但思维还停留在熟人社会。去年5月案发前，是车贷P2P的线下中介公司老板，因为被朋友的车行诈骗，还不了放贷公司的按揭款，自己被P2P公司控告后给抓了。

　　在找到我前，托熟人找了“洪院长”，押下重金。洪院长很豪爽，一口答应崔总没事的，也派了律师去会见，跟他说关一段时间就出来了。

　　从后来扯皮过程中披露的消息看，这位被找的大神，其实是不懂法的“王林”，面临复杂法律关系，自己弄不清，也没法儿让别人帮忙分析。其实是十五个吊水桶，七上八下，但既然你相信，就给你开个高价，“先拿到手再说，大不到事不成时再退一点”。

　　结果过了37天黄金救援期，发现烂尾了，又找到我，现在已到审判阶段，经过开庭三次，还在等判决。每次会见，提起洪院长，崔就一句：“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他。”

六

　　律师介入宜早，烂尾了，会在滚滚向前的刑事程序中衍生不可逆的遗憾。

　　陈晓娜已经因为丈夫的选择，得到了应验，4月19日，在被刑事拘留六个月又两天后，被取保释放了。

　　这是我四年里第32个被成功取保而释放的当事人，也是李超选择我时，所看重的一点。

　　专业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家属，愿意在找关系上一掷千金，却在找律师时一毛不拔，究其原因，是对律师那些拿出手的材料，感觉不到其份量。

　　就我多年辩护的经验看，专业，不只是专业的知识，更是专业的沟通方法，专业的工作经验转化到具体案件中的技巧运用，内核包括对公权力方内心深处法律认同的心理把握。这样的专业，是穷尽专业律师数年、十数年的人生经验，是长期专业积累的现场思辨，是无可替代的临场发挥，这样的专业，能发挥出核弹般的力量。

--张王宏撰写于2019年6月9日

（来源：金融犯罪大要案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