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文字之于律师，就象手术刀之于医生，情书之于爱情，必须精益求精。一个不会专业、精准、透彻文字表达的刑事律师，是不称职的。一个刑事律师不锤炼自己语言、不留意自己写作技能的提升，那就是耍流氓。

　　“亲爱的德洛芮丝（“亲爱的”，写成了Deer.鹿），我见到了镇上所有高度领先的人，很能吹牛的人，所有人。不过你知道，我能应付得来。写这封信时，我正在吃薯片。此时我有点口渴了。我刚刚洗了袜子，晾在电视机上。”  ——托尼.利普

　　“每当想起你，我脑海中浮现的是爱荷华美丽的平原，你我之间的距离，使我倍受煎熬。没有你的陪伴，一切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知道吗？爱上你是我做过的最简单的事。除了你，一切都不重要。在我醒来的每一天，我都深信于此。我爱你，在见到你的那天，在我余生的每一夜，每一天。”  ——唐.雪利。

　　以上，是《绿皮书》中，托尼.利普、博士唐.雪利给托尼的妻子写的家书。

　　托尼是唐.雪利博士的司机，外出两个月期间给妻子写信，被老板雪利看到了，发现托尼写的全是“流水账“，于是，越俎代庖，帮托尼写出了后面一段文字。

　　一个置身度外的人，一个根本没有见过德洛芮丝的人，以气定神闲、波澜不惊的语气，口述的文字却让读信的人感动得直呼“莎士比亚“。

　　一个没有家庭的人，感情经营失败的男人，却能够写出让千里之外的别人的家人感动至深、催人泪下的情书，不得不说，钢琴之外，唐.雪利的文字功夫也是十分了得。

　　由此，我想到律师法律文书的写作。

　　作为当事人之外的专业人士，如何从当事人可能是流水账的叙述中，抽象出法律上的事实、通过对在案证据编排组合，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出有效的法律意见，达到无罪的效果，文字表达太重要了。

　　可以说，文字之于律师，就象手术刀之于医生，情书之于爱情，必须精益求精。一个不会专业、精准、透彻文字表达的刑事律师，是不称职的。一个刑事律师不锤炼自己语言、不留意自己写作技能的提升，那就是耍流氓。

　　刑事律师的法律文书，由低至高，应追求达到以下效果。

一、正确地传递案件事实，熟练地运用专业术语

　　律师遣词造句，如沙场调兵遣将，必当字斟句酌，反复打磨。我有一次在办公室里行走，路过金翰明律师座位，发现他对着电脑，眉头紧皱、摇头晃脑，口中还念念有词。后来一问，原来他在读自己写的文书，害怕出错，就通过诵读的方法检查。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刑事律师的文字表达，一方面要忠于案件事实，另一方面，要准确运用法律术语。不能词不达意、张冠李戴，对错别字更是要零容忍。

　　首先，说说案件事实，案件事实一定要严格依据在案证据，凭证据说话。无论是在案证据还是通过举证的方式向法庭提交证据，都必须做到“所述事实都有证据可印证“。引用案件中的言词证据，需要忠于原文表达，不能曲意改造，不能有文学化的加工、雕琢。对常见常用的法律词汇一定要做到极致熟悉、信手拈来，不能有丝毫差错。比如，不能将“证据确实、充分“，讲成”证据确凿、充分“，放火罪，不能说成”纵火罪“。在金融犯罪来说，不存在“非法集资诈骗案”“集资（合同）诈骗罪”，也不存在“非法集资罪”。

　　当然，专业的法律文字表达，不能离开扎实的法律功夫。虽然严格讲，这些问题，并非表面文字表达的问题，但错误的法律术语，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会让阅读者如芒在背、不忍卒读，所以在此点到为至。比如，为被控非吸的当事人辩护时，文书中出现“(我的当事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就闹大笑话了。又比如，对非法证据排除要有深入的了解、认识，不能望文生义，凭自己感觉随意提非法证据排除，又不能提供有效的初步证据或线索。又比如，在为被指控数罪的被告人辩护时，一味主张所指控罪名已过诉讼时效，却没有发现被告人犯罪后又犯新罪，符合追诉时效中断的但书条款等等，都是严重失误，是不可原谅的。r

二、条理清晰分析案件法律关系

　　首先，复杂刑事案件，往往杂揉了若干民商事法律关系，讲明其中结构设计，是分析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

　　比如在笔者经办的某P2P平台中介被控告诈骗罪的案件中，上海的P2P平台作为融资租赁方，与东莞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又与深圳的公司形成代理关系，通过被控中介方公司提供的账户代为客户提供车辆贷款的申请和发放。其中基本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不能清晰地还原，后期的刑法法律关系判断，便会出现障碍，判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就会出现差错。

　　其次，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论述中，同样要根据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的两阶层理论，或结合案件实际，就客观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展开剖析。

　　一般而言，在对刑事法律关系论述时，先讲客观行为，再讲主观故意，不能两项客观事实单列，又与主观故意并列。如果客观方面存在问题过于复杂，书面的表达应按一、二、三…（一）（二）（三）1.2.3.123等顺序，依次展开。若还需细分，向上可分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向下可分为首先、其次、再次或第一、第二、第三。如果仍不够用，可能需要反思，自己的层级划分是否适当，因为过于复杂的层次，会造成阅读的障碍，一般不建议分层超过三个层级，在个别复杂的项下，可适当再作细分一层即可。

　　在同一层级之下，先论述重要问题，其后是次重要问题，依次排开。如果不同层级间，存在逻辑关系、因果关系、递进关系的，则可按时间先后顺序、因果顺序、由浅至深的顺序展开，以便阅读者理解和把握。

　　最后，几份文书同时递出时，对重复部分要注意变换表达方式，避免面目可憎，让人望而生厌。

　　同一刑事案件，可能存在详细比对案件细节的表格、插图，需要附在质证意见、辩护词之后，此时，应避免既作为质证意见附件，又作为辩护词附件的情况。如果从内容上看，相关图、表，是从案卷证据材料中提炼出来的，而且质证意见已有详细对应的内容，则可将提炼后的图表，作为文字版辩护词的附件。如果图表本身非常详细，则可考虑作为表格版或图片版的质证意见，与文字版质证意见一并使用、提交。

　　对于附文，如果是既往判例，一般宜作为辩护词的附件提交。如果是当事人所患疾病的权威介绍，或公开查询所得的说明性材料，可作为举证证据，制作证据目录后一并作为附件提交。

　　刑事案件中，还会存在同一阶段两份或多份文书需同时递交，但在内容上出现重合的情况。比如侦查阶段的《不批捕法律意见》和《当面听取意见的申请》。又比如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法律意见》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取保候审申请》。对侦查阶段的《不批捕法律意见》和《当面听取意见的申请》，可以繁简区分，即在《不批捕法律意见》中详细论述，而在《当面听取意见的申请》中只作提纲式列举。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法律意见》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取保候审申请》，对论述的先后顺序可作调整。比如，《不起诉意见书》中对当事人不构成犯罪已按客观行为、主观方面的顺序论述，《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取保候审申请》可从阅读者观感角度出发，先主观、后客观，并变换表述方式，或者，仅摘要其中客观行为或主观方面的某一方面的核心部分，分别与羁押必要性审查、取保候审的法律依据与案件事实相结合，展开论述。

三、以更方便阅读者理解的方式论述案件存在的法律问题

　　法言法语是法律人之间专业沟通的载体，但在具体案件中，还要考虑综合运用既有案例，综合运用辩证系统类比等方法帮助裁判者分析问题，以增强说服力。

　　比如笔者在2018年至2019年办理的江苏某涉案1.6亿元、造成损失5688万元的非吸案中，在审判阶段辩护中，辩护律师先后提供了5个同类无罪、罪轻判例。特别其中有一份，是同一法院在当年作出的时某等人被控非吸罪判决中，被告人韩某某作为涉案金额、损失都与史某某当相仿，最终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这几份案例和文书提交后，对案件最后三年有期徒刑、罚金十五万的轻判起到了重要作用。

　　又比如在文章开篇提到的，上海P2P平台的中介公司被控诈骗罪案件中。笔者作为辩护律师，为说明案件存在定性错误的问题，在对当事人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进行论述外，基于对案件中复杂的商事关系的分析，专列一点，论证案件的定性错误问题。辩护律师指出，不能以中介公司通过深圳代理公司、东莞合作公司与上海P2P总部签订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了中介方要对资料真实性承担责任，而对中介方提交的由车行提供的（非中介方制作和负责的）虚假资料承担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这是对民法领域合同相对性、合同无因性原则，在刑法领域的错误沿用。如果这样的沿用成立，则作为中介与上海总部之间的中间方，即东莞合作公司、深圳代理公司，同样应因为合同无因性、合同相对性承担刑事责任。这样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通过这种方法，引起了法官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的关注，目前案件尚在审理中。

四、策略地使用文书，透彻地揭示案件问题

　　《绿皮书》中，唐.雪利在日落镇被警方拘捕后，他对托尼.利普有一段话：“暴力永远无法取胜，坚守尊严才会赢，因为自尊总会让你占理。”

　　电影中， 将“dignity”翻译为“自尊”，从字面上看，是没错的。但纵览整部电影看，将其译为“策略”，似乎更为贴切。比如在西装店，面对店主的无理刁难，唐博士只是抿嘴一笑，走开。比如对表演地邀请方特意制作的“家庭炸鸡”，唐博士也是在惊讶之余，艰难地嘴角上扬，表示谢意。策略性地妥协，却可能是实质上的进攻。事实上，唐.雪利作为黑人，放弃在北方三倍的收入，而去往原蓄奴区的南方，本身就展示了某种进攻或勇气，在这样的总策略下，示弱、退让、包容，无疑可以作为战术上的选择。

　　策略在刑事法律文书中的使用，主要是揭示问题时对法律文书的配套运用。比如，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其有效性一直受到律师的质疑。比如在非法证据排除上，2017年6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定程度上被称为“非法证据不排除的规定”，但是，借助相关法律规定，配套运用上述文书，却仍可能取得有效辩护甚至无罪的效果。

　　在2018年至2019年，办理的江苏史某某被控非法集资案中，史某某存在问话时被威胁的情况。笔者作为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针对非法取证及案件其他问题，向检察院提交了《关于史某某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一案调取可以证明史某某不构成诈骗罪的证据申请书》《关于对史某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一案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申请书》，申请调取相关讯问录音录像，并要求排除相关笔录，并就史某某的身体情况向检察院提交了《史某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一案身体不适合羁押之取保候审紧急申请书》。成功使史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取保释放。该案后来在审判阶段，通过撤回起诉的方式，撤销了对450万元诈骗罪的起诉，实现了中国式的无罪。

　　当然，后面的辩护，涉及到审判阶段与法官当面沟通的问题，除书面表达外，更多涉及到口头表达的技巧与方法，在此不再赘述。

张王宏律师撰写于2019年5月10日

（来源：金融犯罪大要案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