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这是一个老梗，也是不争的事实。企业以组织的形式赚钱，赚钱的方法当然要比自然人多样。从企业的设立、融资，到运营生产、销售竞争，再到售后及分配，企业创设的方法越多，可能给自己埋下的涉刑“地雷”就越多，刑事风险就在身边。

　　对于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明显涉刑的经营方法，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有心翻阅刑法条文，比比皆是；要讨论的，是那种经营方法罪与非罪不明显的、易于被人忽视的涉刑“地雷”。

一、过于自信型地雷

　　“我不给工人工资，难不成还要将我关起来啊？”“每个企业都有环境污染问题，法不责众吧？”“我们整个市场都是售假的，难道就抓我一个？”——不同行业的企业老总云云。

　　对，公安掌握基础证据，抓的可能就是你。有支付能力而不支付劳动者报酬，数额较大又经相关部门责令支付而不支付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违规排污被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涉嫌污染环境罪；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达到标准的，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尚且属于小众罪名，但是，后两者由于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在一二线城市已经成为高发罪名。

二、边缘型地雷

　　“我用其他美女的微信头像来卖红酒，怎么我就是诈骗了？！？！”——某红酒销售诈骗案的当事人吴小姐如是说。

　　在孙律办理的红酒销售诈骗案中，公司组织包括吴小姐在内的毕业生销售红酒，销售方法是用公司派发的美女头像微信号，按名单通过聊天推销红酒。后来，客户到公安报案，公安刑拘了吴小姐等人。

　　到底是否构成诈骗呢？教科书式的解释，就是当事人以非法占用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就构成诈骗。吴小姐是以赚钱为目的，虚构了事实，也取得了别人的钱财，表面上看吴小姐似乎符合犯罪构成。

　　但这种判断不对！从犯罪构成来看，还要求被害人是在错误的认识下处分财产。这些被害人本来就是想花钱买酒，事实上也收到了酒，故他们并不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处分财产。因此，吴小姐不构成诈骗罪。庆幸的是检察院认可孙律师的意见不予批捕，最后公安也没有将此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这种“边缘型”地雷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办案部门对刑法条文把握不准确，对疑似犯罪的行为判断不到位。正是因为存在罪与非罪相对模糊的经营模式，导致公司相关人员有被调、被拘的涉刑风险。

三、新兴行业型地雷

　　“我所在的P2P公司不是有证照么，我怎么就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了？”——某P2P诈骗案当事人王先生如是说。

　　孙律参与的某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公司销售经理王先生入职前就被告知证照齐全，然而在猝不及防的一天，公安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由对他进行刑事拘留。

　　近年来，金融创新浪潮席卷全国，P2P、众筹等作为民间融资的新方式成为投资者新宠。然而由于制度的滞后性，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未经批准、公开宣传、承诺回报、面向不特定对象，由此同时符合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的四个特征。而参与到吸存的企业人员就成为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

四、政策型地雷

　　“我只是公司财务，突然就变成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某涉黑案当事人陈先生如是说。

　　孙律参与的涉黑案中，其中一名当事人陈先生在法庭上表陈冤情。即便按照控方所言，公司在工程开展、混凝土买卖过程中存在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的情形，但公司顶多只是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单位，怎么就变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近10年来，中央及司法系统一直着重扫黑除恶，而2018年扫黑除恶更是到达政策之巅峰，最新政策明确指示要在重点行业扫黑除恶。由此，2018年伊始，各地公安均通报打黑除恶战报此起披伏。暂且不讨论罪与非罪的问题，在政策的影响下，打击力度变大，涉黑犯罪的雷区也会扩大。

五、倒霉型地雷

　　“我只是司机，平时只接送股东和客户，为什么说我涉嫌诈骗罪？！？！”——某粮票诈骗案当事人李先生如是说。

　　在孙律办理的与粮票相关的诈骗案中，当事人李先生所在的投资公司在某产权交易中心平台上线粮票交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虚构粮票产品，卷款而逃，客户遭受损失后到公安报案。由于主犯已逃跑，公安机关为破案以及应付受害人的需要，就先将李先生刑拘起来。

　　但是，当前证据均不能反映李先生有诈骗的共谋，而且李先生还是当中的投资受害者！这明显是踩到了倒霉型的地雷！所幸的是检察院听取了孙律不批捕的意见，李先生获取保候审，当前孙律正在与公安机关沟通撤案。

六、处心积虑型地雷

　　（欲言又止）

　　以上着重列举了刑事地雷的类型，对于企业人员可能涉嫌的罪名不一一列举。刑事风险其实就在身边，一不小心可能就触雷。企业人员应重视合规经营，适时考虑委托专业人士测评刑事风险，在涉刑后应极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不利后果控制到至低。

来源：微信公众号|刑事辩护咨询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