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2012年上海这家外企和宜春重工签订买卖合同，后者向前者购买树脂垫片和轴承，前者先发货，后者拖欠货款17万多至今。原告几次发函索要，被告拒付，遂起诉争。

　　我指导原告搜集整理了如下证据：

　　1、买卖合同：证明合同关系，货款金额，以及付款方式等。

　　2、公证书：证明双方邮件来往中关于货物欠款的事实。

　　3、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原告开发票金额为17万多，与诉求吻合的。

　　4、送货单：证明被告签收货物的事实和数量。

　　5、快递单和物流证明：证明部分货物是通过物流公司运送的事实。

　　6、律师函：证明催款事实。

　　这是一般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能够提供的基本证据。当然如果有双方的结算单或对账单，就再也完美不过了。反过来说，如果有了双方的结算单或对账单，可能就不会发生纠纷了，就不会需要律师了，更不会用到法官了。本案中，原告的很多证据缺乏，有的甚至早已缺失，在律师指导下，当事人补充了一些证据，还算弥补了当年的过失。

二、一审如愿以偿

　　一审开庭时，被告提供了一组证据，是涉案合同签订之前的付款凭据，大概46万元，以此证明被告已经提前超付了原告的货款。法官问，既然超付了，是不是应该提起反诉，要求原告返还啊？被告代理人是公司的一个法务主管，说我们就不追究了。

　　我反驳这组证据的关联性：双方的买卖合同约定的被告付款时间，是原告开具发票后的45天内，这些证据是在双方的买卖合同签订之前，更是在开具发票之前，而且数额也不对等，完全不符合常理，与本案无关。这实际上是本案以前双方发生的交易凭证。

　　庭后，我们又补交了一些证据，是关于双方历史交易证明，来证明以前双方发生过的买卖合同关系，也从账目明细上来验证了被告欠付原告17万货款的事实。

　　一审判决全部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

三、发回重审，天壤之别

　　一审判决后，对方上诉。二审开庭后，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裁定，裁定发回重审。

　　重审一审开庭后，袁州区人民法院经过一年多的斟酌与思索以后，在代理律师的再三催促下，终于在临近春节八天的2017年1月19日向原告送达判决书。

　　我打开判决书，先看结论：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败诉了，一分也不支持！

　　再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证据：

　　1、公证书：法院认可邮件的真实性，但对于邮件发出人的身份无法确定，不予认可。

　　2、发票：法院认为，仅能证明开票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完成交货的义务。

　　3、交货单、快递单：无法确认签字人的身份，“三性”不予认可。

　　4、物流公司的证明：因其为言词证据和间接证据，证明力较弱，不予认可。

　　5、律师函及快递单：无法确认收件人身份和律师函内容，不予认可。

　　6、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

　　法院认为部分，大体意思是根据以上证据，原告无法证明履行了交货义务，无法确定欠款数额。最后作出以上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四、审判经验总结

　　我认真梳理了这份判决书的逻辑思维，总结出如下审判经验，以供律师和当事人参考。

　　1、电子邮件不能轻易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即便公证了也没用，对方可以否认邮件发出人的身份，即便你拿出他的名片，上面写着邮件地址，他也可以否认是他亲自发的邮件，这样法院就无法认定。

　　2、发票也不能证明货物交付的事实，充其量最多能够证明欠款金额，即便合同约定了货到付款，即便合同约定了票到付款的条款，法官也不敢作出货物交付的事实认定。

　　3、交货单或送货单，不能简单地让收货方的个人签字，可能只有盖章确认才能有效（我推测法官的思维），因为个人是不可靠的，他可以否认啊，有人说，否认可以进行笔迹鉴定啊，公司代理人会说，那人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或者说已经离职，找不到了，就无法鉴定。有人说，每一笔货物都让公司盖章，是不现实的，再说公司收货员不可能天天带着公章的，如果你提出这种要求，公司就不可能和你做生意了。是的，那怎么办？律师建议，合同明确约定送货单签字的负责人，可以是一人，最好是多人，明确写在买卖合同中，这样被告就很难否认了。但是如果被告就是否认，并说已经离职，也会造成不能查明的困难。

　　4、物流公司的证明，是间接证据，只能起到辅助目的，证明力较弱（根据法院的态度来看，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证明力很弱）。

　　5、律师函，也不要随便发，为什么？法院说了，公司对于律师函的快递单上的签收人，可以否认，说不认识，或者说不是某某本人签字等等，法院就不敢确认签字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法院又说了，即便是某某签字收到了这个快递，但也不能证明这个快递里面就放着律师函啊，也不能证明律师函的内容啊，即便证明了律师函的内容，也不能证明你的证明目的啊。

　　6、其他证据，在本案中就不说了。

　　以上只是本案审判法院的观点，不能代表全国法院的观点，因为往往相同或相似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甚至不同的法官之间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本案中，排除枉法裁判的故意，我认为，法官对于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举证要求过于苛刻，如果按照这个法官的逻辑思维，可能所有案件就会陷入不可知论的怪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形同虚设，只能让弱势者更弱，强势者更强，诚实善良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我们学习证据学知道，每个案件要达到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的还原，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也是这样，我们只能从考古中得到的片砖碎瓦，以及史书记载中推测一种历史真相，尽量还原历史真实，但也很难达到客观真实的标准。

　　在市场交易中，因为某种交易习惯或者为了节省交易成本，弱势一方的当事人往往很难拿到确定有效的证据材料，一旦发生纠纷弱势一方可能就面临着巨大损失的风险。事实上是这一个状态，而其手中的材料不能还原这种状态，怎么办？在其穷尽一切手段后，只能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才能实现相对合理的正义，高明的法官会依据综合判断能力作出相对合理公平的裁判，也会有些法官只能机械执法，不顾善良人的利益，作出一些荒唐的判决。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张刚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