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由于其社会阅历和心智尚不成熟等原因，不仅仅是全社会的保护重点，也凸显在法律规范中，甚至还专门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而在刑事犯罪领域，涉及到未成人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是对未成人犯罪的容忍度，刑法本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相对成年人的惩罚，愿意给未成人更宽容的改过自新的机会，甚至未成人没有死刑。

另一方面是在犯罪中关于将未成年人作为犯罪对象的从重处罚力度，刑法中有11条罪名涉及未成年人，在行为上包括“组织、利用、引诱、教唆、强迫、欺骗、雇用、暴力”等行为，绝大部分涉及到未成年人都会从重处罚。

同样，关于组织卖淫罪涉及未成年人的也是从重处罚。即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另外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中，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在量刑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在实务中往往有以不知道是未成年人的辩护，但对于是否明知的辩解在审理时一般有以下情形：

1、该种类型属于生活常识型，同案人生活紧密，有相同的交际等重合度非常高。比如（2022）赣1102刑初278号案件中称不知道年龄，不知道是未成年人的辩解，法院以“关于被告人吴春锋辩解其不知卖淫人员系未成年人的辩解意见，被告人与祝某是男女朋友，知道祝某系未成年人，而祝某与三名卖淫人员系初中同学或者校友，3名卖淫人员系经祝某介绍与被告人吴春锋相识，三名卖淫人员均证实其在交往过程中均告知过被告人吴春锋她们年龄”不予采纳。

2、该种类型在证据方面有相互印证，尤其以未成年人的年龄作为组织卖淫犯罪特点的话，就更加能够印证。比如（2021）内0429刑初13号案件中，经过审理，法院以“在庭审举证、质证的证人刘某、付某的证言中，均证明“孙某某在组织卖淫前在宾馆内询问过三个女孩的年龄，知道三人均是未成年人”，证人张某、卢某的证言亦证明孙某某明知卖淫女是未成年人的事实，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3、该种类型中，组织特性很明显，为了达到控制的意图往往会直接接触身份证或直接询问个人信息，就很难再以不明知年龄来辩护。比如（2020）苏0116刑初510号案件中，经过审理“关于被告人周某不明知卖淫者中有未成年人的意见，经查，被告人章某供述、证人于某1、于某2证言较为一致的证实，章某为二位卖淫者录制视频时周某在场，而视频中卖淫者陈述了年龄、身份证号码等内容，故对于该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最后，组织、利用、引诱、教唆、强迫、欺骗、雇用、暴力等行为迫使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组织卖淫的犯罪行为中，不仅仅是对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侵犯，还对未成年人的心灵健康造成极大的创伤。因此保护未成年人是社会各界都应共同努力，预防犯罪于未然，而不仅仅停留在犯罪结果发生后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