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作者又碰到一个“怪案”。

实务中，违规拆案、分案，另案处理的情形屡见不鲜，早期文章《办案机关为什么喜欢“另处”？》也有所分享。然而，像本案刻意并案的情形，却不多见。

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本期我们就来浅析一下其内在逻辑，探讨一下违规并案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即并案侦查的强制措施期限该如何适用？

一、基本案情

刘某系A公司和B公司的大股东，实际经营人。

2022年10月10日，刘某因涉嫌挪用A公司资金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0日因证据不足不批捕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下称A案）；

2023年9月10日，刘某因涉嫌挪用B公司资金再次被同一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10月10日，刘某再次因证据不足不批捕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下称B案）。

2024年9月30日，公安机关以刘某挪用A公司资金的事实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二、主要问题

（一）什么情形可以并案？

（二）并案的弊端有哪些？

（三）并案的强制措施期限该如何适用？

三、案例解读

首先要明确的是，侦查机关（以公安机关为例）、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都有权根据案件情况做出并案处理的决定或提出并案处理的建议。只不过，实务中较多的是公安机关会出现相对多的并案处理的情形。

根据《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3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1条的规定，并案处理的适用情形可以分为以下4种：

1.一人犯数罪的（指实质的数罪）；

2.共同犯罪的（包括共犯一罪和共犯数罪）；

3.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指单独犯其他罪行）；

4.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可以理解为刑事诉讼程序上的“共犯”，比如诈骗、掩隐、窝藏包庇等存在关联性的案件）。

当然，符合以上情形之一并不是必须并案处理，而是可以。

因为并案处理虽然可以更好地查明事实真相，保障公正，提高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并案处理也存在一定弊端，必须谨慎处理。

由于，并案处理的适用几乎都是公检法依职权决定，虽然当事人也可以提出申请，但决定权依然在于公检法等公权力，实操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并案处理，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导致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变相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并案处理也可能会限制了程序分流，加重司法负担，降低了办案效率，最终可能会影响办案质量。

基于此，在实务界对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并案处理的“可以”，存在“公检法的自由裁量权”和“公检法的义务和责任”两种理解时，作者更倾向于前者。

当然，也需要指出，并案处理决定并不具有终局性，它只在一个诉讼阶段有效，后续诉讼阶段可以随办案进程而决定是否继续适用或进行改变。

这样一来，公检法可以进行一定的监督和制约，减少并案处理带来的问题。

针对并案处理的弊端，作者认为，对于并案处理的案件，其强制措施的期限应当以吸收合并为原则，总体控制在一个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内，尽可能的整体缩短，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兼顾公正和效率！

具体而言，如果后案也需要批捕的，办案期限应当以前案逮捕的期限为准，在此之内侦查终结，可以理解为限缩适用刑诉法第160条规定；如果前案取保，后案批捕的，以后案逮捕的期限为准；如果都是取保的，应当以前案取保的期限为准。

本案中，A案和B案并案处理，强制措施都是取保候审，应以A案取保候审的期限为准，公安机关应在2023年11月10日刘某因A案取保候审期限届满之前，作出移送审查起诉或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的决定。

如果认为以A案为准，B案的侦查期限过短，无法查清事实，可以选择分案处理，而不是并案处理。

同时，从结果看，即便刘某最终于2024年9月30日被移送审查起诉，针对的是A案而非B案，相当于B案没有处理或者达不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

恰恰是因为并案处理，公安机关针对A公司的侦查期限被顺延至2024年9月30日，变相延长至将近2年，程序严重违法。

即便移送审查起诉时A案事实清楚，但因程序违法，其证据也不应当作为定案根据，无法认定刘某构成犯罪，因此，检察院应当做不起诉处理。

至于本案存在的其他问题，因与本文主题关联不大，欢迎私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