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充当多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责任人员）的罪数认定，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该多家法人不是共同犯罪；第二种情形是，该多家法人是共同犯罪。

丨关于第一种情形

一人充当多家法定代表人但非共同犯罪的场合。具体在单位犯罪的场合中，涉及到数额犯时，究竟是以一罪罚呢，还是依数罪罚呢？有观点认为，对于一人充当多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而多家法人是单独犯罪，应当数罪并罚。实务中的此种观点，值得斟酌。

本文认为，在该场合下的法人代表，不管是同种数罪，抑或同种一罪，原则上以数罪并罚或更为妥当，但例外情形下应当实行一罪处理，理由如下：

首先，原则上应当进行并罚，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方面，从诉讼结构上来说，一人充当数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而数个单位之间实施的犯罪行为又不是共同犯罪场合下。如果先认定为单位犯罪判处罚金，而后又不对单位中主管人员进行判处刑罚，而是将相关的犯罪数额累加到其他犯罪事实之上，再进行量刑，就使单位与个人在量刑脱离，与量刑的诉讼结构上存在不顺畅之处。尤其是单位实施的犯罪行为中，还涉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时，不单独地确定其刑罚，就无从或从该行为人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罚进行比较判断，确定各自宣告的刑罚是否均衡，这不利于形成刑罚的威慑效果或刑法的积极一般预防之效果。

另一方面，当该法定代表人参与的单位犯罪事实中，在部分单位犯罪中是主犯，而在部分单位犯罪中是从犯的场合，以一罪论处，就容易产生问题。

案例展示

在A犯罪事实中，行为人甲作为直接责任人员，同时该单位还有主管人员乙、丙、丁三人。在该事实中，行为人甲是从犯，而乙、丙、丁三人是主犯。而在B犯罪事实中，行为人甲是主管人员，且是主犯，其他的直接责任人员乙、丙、丁是从犯。如果进行并罚的场合下，就会在认定犯罪总数额的基础之上，再行在总数额的基础，认定是否为从犯。这就又滑向自然人犯罪同罪数罪以一罪论处的弊端，无法有效地确定主从犯。因此，原则上以数罪并罚较为合适。

其次，例外情形中，应当做一罪论处，即符合刑法的加重构成时，应当适用一罚制。或有观点认为，由于单位犯罪中自然人是依附于单位的，加重构成是针对单位而言的，因此若有加重构成，也仅仅是针对同一单位的，而不会是不同单位的同一直接责任人员或主管人员的，因此也不存在加重构成适用的情形。

但是，在本文看来，单位犯罪是个人犯罪的补充，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具有独立的刑法地位。倘若认为，在非单位犯罪的场合，自然人多次实施犯罪行为而符合加重构成的，应当以一罚论。按照本文一贯的逻辑，就不能因为刑法设立了单位犯罪，就使同种数罪例外不并罚的情形，在单位犯罪的场合中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却没有足够的正当化根据。

因此，尽管单位实施的是同种数罪，但由于存在量刑情节，以及诉讼程序上的裁判旨意等障碍，原则以数罪并罚更为合适，例外情形下实行一罪罚。

司法实务中，容易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些单位犯罪中，在单位实施犯罪后，单位已经破产或者实质上并不存在的，司法机关仅对自然人以单位犯罪罪名起诉的，在此情形下，就将相关涉案数额累加，以一罪论处。本文认为，即使没有起诉单位，但也不能因此而对单位以一罪论处，因为单位破产或实质上不存在，并不是使直接责任人员由数罪并罚变成一罪论的正当化根据。

丨关于第二种情形

一人充当多家法定代表人且系共同犯罪的场合。按照本文一贯的逻辑，单位犯罪是个人犯罪的补充，单位犯罪中个人是独立的主体，而非复合主体论。那么，当单位与单位共同犯罪时，一人是两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时，究竟是一罪还是数罪呢？如前所析，实务观点认为，应当以一罪论，但要区分主从犯。

本文认为，在此场合下，其内在的法理结构，实质上与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的，该自然人又系单位的责任人员是一样的，对于自然人而言并没有所谓数罪说。

如案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单位之间互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家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一家公司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那么甲代表A公司的法人代表开出增值税发票，而又代表B公司接受该增值税发票，应当认为导致税款流失的法益侵害只有一次，也因此不能认为甲的行为侵犯了两次法益，因此应当以一罪论处。所需要检讨的是，是否确如前述司法实务的观点所列，应当区分主从犯呢？

比如，行为人甲在A公司的地位是从犯，但在B公司中的地位是主犯，这样的话，那么依照区分主从犯的观点就会认为认定甲的行为是主犯。这样的结论在大多数情形可以成立。但是，假如甲在A公司中的地位是从犯，在B公司的地位也是从犯，前述认定甲在A公司与B公司中的地位都是从犯，是割裂地看待甲的行为。如果直接忽视A公司与B公司，而是整体地看待甲的行为，甲的行为或应认定为主犯的情形，能否直接认定甲是主犯呢？

按照规范、穷尽而又全面地评价甲的行为，应当说认定甲是主犯的结论或较为妥当。但是，认定为甲是主犯存在的法律障碍是：由于刑法第31条的表述，即认定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系先确定单位犯罪，而后确定单位中的责任人员，至少裁判逻辑向来如此。

换言之，认定甲的主从犯地位，要依附于具体的单位，而不能笼统地说甲是A公司与B公司的法人代表，所以甲是主犯。那么，在认定的逻辑若要依附于A公司或B公司时，就会导致难以认定为主犯。但是，倘若把刑法第31条理解为是量刑条款的话，而不把单位中的个人的刑事责任认定，依附于单位，或许就不再认为这存在很大的法律障碍。当然，这样的结论只是初步，有待于理论与实务的进一步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的探讨是建立任意的共同犯罪的基础上，倘若行为人所实施的是必要的共同犯罪，比如在对合犯的场合，是否还应当进行一罪论处？

比如，甲既是某市国土局副局长，同时也在私下底与他人参股违规经营房地产企业A公司。在房地产企业经营过程中，为了感谢国土局在国土出让过程给予的好处，A公司决定向该局送出款项，其作为股东之一表示同意。同时，其作为国土局的副局长，在主要领导的决策过程中，也同意收受了该款项。这样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A既构成了单位行贿罪，同时也构成单位受贿罪，能否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呢？

如果认为在前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中，虽然代表A公司实施的行为与代表B公司所实施的行为形成一个整体，只认定一个行为，只是很表面的判断。行为单复数的判断，主要有自然意义上的行为单数与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单数，而法律意义上的单数主要根据是犯罪构成要件意义的行为单数。

现在一种有力的观点认为，行为之决意数应当作为行为数判断的标准，如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皆承此说。如果按照该说，就会认为当行为人为A公司实施了部分行为，又为B公司实施了部分行为，皆是在不同的犯罪决意下所实施了多个行为，宜认定为多个行为。

但即使实施了多个行为，在德国和台湾地区的竞合论的理论下，究竟是认定一罪还是数罪，应当以法益侵犯的个数为依据，即以侵害法益的单一与否来决定是否多重评价的基本基准。

侵害法益的复数，既包括侵犯不同种的法益，也包括多次侵犯不同的法益。那么，尽管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复数，但侵害的法益是单一的，在评价上依然只成立一罪。只是基于德国竞合论与日本罪数论的差异，在第一种场合下可能成立“吸收关系”，而后者成立包括的一罪。因此，是成立一罪抑或是成立数罪，关键的问题在于被侵害法益个数上的判断。

法益侵害个数上的判断，实质上是关联着禁止重复评价与穷尽评价之规则。在罪数理论原则的大前提下，在对向犯的场合下，也应当秉持究竟是侵犯一个法益，还是数个法益呢？

以前述单位行贿罪与单位受贿罪为例，当行为人甲同时充当两家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时，一单位向另一单位行贿，而另一单位收受贿赂的情形，要看侵害法益的个数。如果单位行贿罪与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都是国家公共职权的不可收买性的话，那么单位行贿与单位受贿在双向上只侵害了一个法益，在这个意义上讲，认定为一罪较为妥当。当然，这种认定为一罪，宜是包括的一罪的情形，从一重罪论处。

比如，刑法第207条规定的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刑法第208的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管是出售还是购买，其行为只有可能侵犯一个税款流失的行为，因此对于法益的侵害最终结果是一个，因此不能认定为两罪。但是考虑到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要远高于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此应当从一重罪认定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但是，在对向犯上，是不是都认为被侵害的法益只有一个呢？这恐怕需要分开讨论。比如买卖枪支、弹药罪。行为人同时充当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使枪支弹药进行流通的，是否属于侵害两次法益呢？又比如，出借枪支罪与持有枪支罪，存在对合犯的场合，但是是否也仅认定为只侵犯了一个法益呢？这需要进行个别性的判断。

在实害犯与具体危险犯的场合，有无实害以及有无具体危险可以做了较为明确的判断。可是，在抽象危险犯的场合下，就会带来判断的困难。当然，在部分抽象危险犯的场合，也很容易认为只会侵害一个法益。比如，前述所列举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管是开出还是接受，都极易认为只会造成一个法益的侵害，即至多开票数额17%的税款流失。

但是，在部分抽象危险犯的场合中，当行为人同时充当两个单位的法人代表时，两个犯罪单位在实施对合犯的场合时，却很难认为只是侵犯了一个法益。

比如，在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的场合，当A公司出卖枪支弹药给B公司时，A公司出卖枪支时类型化地对公共安全产生了抽象危险，而当B公司购买枪支时同样类型化对公共安全产生了抽象危险，因此原则上可以认为抽象性地两次产生了法益侵害危险。

只是，当刑法将“买”与“卖”的行为规定为一个犯罪时，则不宜认定两个犯罪，只认定为一罪。因此，当行为充当两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而实施了对合行为，刑法又以一个构成要件即可全部评价犯罪事实的，宜认定为一个犯罪。

但是，当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的对合关系，且抽象地侵犯两次法益时，刑法又没有以一个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处罚的场合之下，对于一个行为人充当两个法人的直接责任人员或主管人员的，宜认定为两罪。

比如，依法配置枪支的单位，出租或出借枪支给企业的，而行为人既是该依法配置枪支单位的主管人员之一，又是该企业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之一的，仅认定为刑法第128条的非法出借枪支罪，那么就无法评价行为人作为企业的直接责任人员时，该单位非法持有枪支而带来公共危险的侵害；倘若仅认定为非法持有枪支罪，那么就无法评价其作为依法配置公务用枪的单位出借枪支的行为，尤其是无法评价“依法配置枪支、弹药的单位”这一不法身份犯对法益侵害程度的加深。因此，宜认定为两罪较为妥当。

来源：微信公众号“论衡明理刑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