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典草案。由此，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承载着亿万国民的期盼、几代法律学人的心血，终于瓜熟蒂落。其中所交集的艰辛和欣喜，所交错的理想和现实，实在令人感慨，亦将永记史册。
    民法典的宏大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民法典的重要性，正如人们为她所贴上的各种优美而神圣的标签，诸如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权利的“圣经”，或者更为学术化的表述——公民权利在私领域的“基本遵循”。尤为重要的是，民法典是一张绵密的市民社会规则之网，她始终站在“民”的立场，以保护私权利为底色，与“公权力”遥遥相对，用理性和规则宣示着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价值。
    毫无疑问，民法典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针对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法典草案不断与时俱进地作出回应。譬如，针对基因编辑、人工辅助生殖、人工器官制造等生物技术发展对生命权、健康权等传统人格权的挑战，民法典再次强调了对人体健康、社会伦理和公共利益的保护；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革命新技术新应用对个人隐私和财产权益保护所带来的新问题，民法典在积极回应新型权利创制的同时，也强化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和网络侵权的应对；甚至，过去数月在抗疫防疫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譬如“监护缺位”等等，民法典也以“共同监护”规则予以了回应。
    这些与时俱进的创新条款，都进一步凸显了民法典的时代意义。当然，由于我国民事立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走过了一条“先零售再批发”的道路，今次通过的民法典，绝大部分内容此前已经体现在包括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在内的民事法律之中。因而在文本层面，除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条款，民法典更多表现为编纂的特征，即将此前分散于各个民事法律中的规则，统合到一部法典之中。
    也正因此，从严格意义而言，民法典并非民事法律规则的从“无”到“有”，而是从“多”到“一”。当下对于民法典的赞美，无论是“基本法”“宣言书”也好，“现代法治的基本支柱”也罢，固然是民法典理应得到的荣耀，但似乎都是在“从无到有”这一层面上展开陈述。倘若从历史的视野出发，或许就能看到，我国民法典的立法道路实际上是一个规则的有机整合之旅，是“从多到一”的历史和逻辑过程。事实上，也只有抱有一颗立足历史和现实的平常心，才能更为清晰地洞见民法典真正的时代价值。
    正如一位民法学者所言：“民法典渐进式的立法过程，对于中国社会的理性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些年来，无论是“零售”还是“批发”，我国民事立法逐渐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无一不中。民法典所昭示的平等和理性的精神，正是转型时代浮躁而喧嚣的中国社会所不可或缺的。
    当然，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并不能幻想有一部无所不包、完美无瑕的“法典”。法律文本的滞后性决定了民法典通过之日，或许就是其过时之时，而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对于民法典的重要性，当以理性的平常心加以看待。
    更为重要的是，比法典的颁布更重要的是法典的施行。只有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部法典的立法质量、立法效果等等，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法典所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以此前舆论热议的“离婚冷静期”为例，良好的立法出发点毋庸置疑，但由于社会公众对这一新制的认知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分歧，而此前的试点经验积累也颇为有限，因而这一新制正式上路后，能否全面实现立法的初衷，在民事实践中又该如何合理运用，都还存有悬念、有待探索。而其他类似的创新条款，事实上也都面临同样的挑战。
    民法典来了，但有关民法典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恰恰相反，立法只是序章，民法典的施行才是故事大幕的开启。
    在欢欣鼓舞之余，以平常心看待民法典时代的到来，以理性、务实的姿态，将民法典从纸面上的法典转化为生活中的法典，才是民法典更为深远的时代价值之所在。

作者：刘显刚 

来源：微信公众号“民主与法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