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辩护一直是我的“招牌动作”。我曾撰文说律师接手案件应该优先考虑无罪辩护，除非有证据推翻律师的判断，或者妥协更有利于保障被告人利益。即使是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我也坚持“被告人认罪不能减轻公诉人举证责任”、“被告人是否有罪不取决于他是否认罪，也不取决于律师是否辩护无罪，而且取决于公诉人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让法院判决他有罪”。

　　那次去法院提交辩护词，某庭长说余律师无罪辩护很有名啊。我说你们法院很少判无罪啊。结果人家庭长不高兴——说句良心话，余律师你辩护的案件，我们有判得很重的吗？至于无罪判决本就是可遇不可求，无罪判决法官压力太大。我也实话实说，贵院对我的辩护很是很重视，这也说明贵院认识到律师不是你们的敌人而是你们的诤友。直言不讳指出公诉人的漏洞，这本身就是帮助法官有效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避免冤假错案。

　　我习惯把无罪辩护作为策略，向办案机关陆续提交一系列文书。不构成刑事犯罪法律意见书、不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不起诉法律意见书、检察院撤诉法律意见书、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这些“法律意见”引导办案机关抛弃成见，发现案件过程中存在的疏漏。当然，对于可能“提醒”办案机关收集当事人有罪或重罪的法律意见，律师应当三缄其口——律师没有帮助办案机关加重处罚的义务。

　　去年与某律师前辈合办惠州袁某等3700余万元敲诈勒索案，我坚持无罪辩护策略，该律师前辈就是无罪辩护多了，会被称为“余无罪”。我取笑说，“余无罪”意思是“我无罪”，“余”在古汉语中是“我”的意思。该案我坚持“不妥协”，结果法院推翻了敲诈勒索罪，以寻衅滋事罪判决14个月。被告人不愿意上诉，也就留有遗憾。不料另一位律师提醒我说，律师无罪辩护很容易让法院没有退路，能“留有余地”改变罪名轻判也算不错。律师不仅要考虑如何“出罪”，还要考虑如何“入罪”。当然，这也代表一些律师的经验看法。

　　我习惯在审前辩护用把无罪辩护作为方向，能够争取不批捕、不起诉当然更好。审判阶段我则把无罪辩护当做方法，往往是用来促使法院作出“中国式无罪”的策略。一些律师对免于刑事处罚、缓刑、“实报实销”的“中国式无罪”不以为然，认为无罪判决才是最佳选择。其实律师辩护策略只是方法，最终服务于辩护效果。不能带来辩护实效的判决，即使“看上去很美”也是“无用功”，这些律师忘了当事人需要的是能够帮助他尽快摆脱羁押状态的律师，而不是把他当成某种理念牺牲品的律师。律师只是服务者，当事人的现实利益才是核心。当然，律师选择妥协或者坚持无罪，需要与当事人充分沟通，避免“擅自行动”被埋怨。

　　今天早晨接到一位家属微信，当事人已经无罪释放。中午接到书记员电话，该2.9公斤毒品运输案件省高院发回重审，中级法院改判无罪。我虽然是无罪辩护爱好者，但我知道无罪判决很多时候要靠运气——当事人与家属态度坚决就可能上诉后争取无罪，否则很容易“中国式无罪”。许多人喜欢“找熟人”去“运作”，焉不知最高明的“运作”是律师用证据说服办案机关？

　　无罪辩护本是辩护方向，争取无罪是律师对无辜者的超额回报。不过，对于那些当事人并非无辜只是证据有误的案件，能够争取“中国式无罪”也许更有价值。

　　（来源：广东刑辩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