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是由证据证明的。刑事案件能否成立证据审查是关键。笔者认为在证据审查中，还存在某些“灾区”，主要表现在：

一、以“口供为中心”的审判方式是证据审查的严重障碍

　　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从以“口供为中心”的审判方式中缓步走到现在的。近些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台，以“口供为中心”的审判方式得到有效控制，但还设有从根本上改变。侦查机关只要把犯罪嫌疑人逮捕了，犯罪嫌疑人承认作案了，就可宣布案件告破；接下来侦查机关就要顺着口供和其它有关材料补充足于对犯罪嫌疑人提出审查起诉的证据。仍走着“案子破了，人抓了，就得起诉，起诉了，就得审判”。公检法把一个犯罪疑人送上法庭，充分体现了“互相配合”，但制约机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以“口供为中心”审判方式的习惯性和列根性，还严重影响着证据审查。因此必须在司法改革实践中花大气力、用真功夫彻底根治以“口供为中心”的审判方式，使证据审查规制真正落到审判实践中。

二、“疑罪从轻”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否定

　　“无罪推定”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还严重地存在着“疑罪从轻”的现象。一些有重要证据疑点案件的当事人基本上是“从轻”判处的，如一审宣判死刑的，二审改判死缓，经申诉后改判无罪。这种“疑罪从轻”留有余地，看起来刀下留人了，实际上对当事人及其家属却是严重的灾难，也是国家法律的悲哀。痛定思痛，产生“疑罪从轻”理念，其根源还是对证据审查没有刨根问底，对证据的重大”疑点”被“难点”掩护了，却又把“疑点”“恩赐”给了当事人。这种现象使“无罪推定”原则成了废话和空话。要实现“无罪推定”必须从根本上否定“疑罪从轻”。

三、刑辩律师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是导致证据审查“灾区”的重要原因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并应处于刑罚的通用术语。这个术语，是对证据审查的结论。是对案件材料到证据致证据证明能力的演释，是审判人员自由心证过程，审判人员对证据瑕疵可以剔除，但对涉及案件的重大证据，庭前不能排除的，只能带着某些“病态”证据开庭审理，听听控辩双方的意见。控辩双方往往对“病态”证据各持已见，争执不下，作为裁判方合议庭，面对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较量，又会出现新的自由心证，会出现倾向于公权利的审判心理，使案件证据形成唯一性和排他性的要求不可能了，被人为地淡化了。这里的关健是，刑辩律师有根有据对案件裁判有明显影响、对被告人有利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情形，法律上没有救济措施，律师的有效辩护得不到保障。这是形成证据审查“灾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证人不出庭是证据审查的难点

　　刑事案件的证人证言，是刑事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很少，近年来虽然有所改善，但远没有达到证人必须出庭的要求。在法庭上只宣读证人证言，尤如在戏曲舞台上，只听到演员的声音，看不到演员的神态，结果是好听不好看。证人不出庭，不接受控辩双方的讯问和发问，使证人证言，仍停留在“材料”状态，“静止”状态，实际上是没有经过诉讼审查的证言，其证明力是很很弱的，可是在司法实践中恰恰相反，躲在庭后的证人证言，会视为珍宝而被采信。这种证据审查难点，只有强制所有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五、证据审查没有形成合力，会产生证据审查的肓点

　　笔者认为，刑事案件证据审查是控辩双重要义务。举证者所举的证据是证据审查后，筛选出来的“精品”，质证者是对“精品”的质疑，使“精品”的纯度更高。法院作为刑事案件的居中裁判者，是对控辩双方审查后的证据进行最后验收和采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程序各个环节围绕证据审查展开尚不很协调，缺乏默契和合力，没有把履行职责与证据审查功能有效结合起来，注意到程序合法和公开，对程序运作过程中的证据审查把握不严，强调不够，这是证据审查中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重要问题，程序公正，证据审查不一定到位，只有证据审查到位了，才能对程序公正打满分。

　　我说证据审查有“灾区”，是我36年来执业实践的观察，也许是片面的，但有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期盼引起各界重视。因为一个公民进一刑事诉讼程序，如果证据审查不认真、不到位，造成冤假错案，会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关乎人权保障的大事，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让公平正义体现在每个案件中。

　　汤忠赞2018年1月12日于陵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