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业

　　雷波维兹（原名塞缪尔·雷波）189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美国，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踏上律师之路，从事刑事辩护21年。1941年1月6日正式出任金斯县法院法官，1961年5月23日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7岁。雷波维兹一生共为140个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辩护，其中仅有一个被告人被送上电椅。如此卓越的战绩当然首先得益于他的专业能力：在美国司法体系中，罪与非罪由陪审团认定，而雷波维兹懂得如何构建自己的诉讼策略，也知道如何征服陪审团。

　　他精于细研案件事实。雷波维兹第一个案子的被告人被控于凌晨闯入一家酒吧偷走了7美元。这个嗜酒如命的家伙还偷了一瓶烈性酒喝了下去，他在烂醉如泥的状态下被捕，并在遭到警方痛打后认罪，佐证他罪行的还有一把万能钥匙。检察当局认为本案已经不值得辩护了，但雷波维兹仍然坚持无罪的辩护意见。在法庭上，他说：“如果尊敬的法官大人许可的话，我请求您让陪审团亲自到失窃现场去核实一下，这把钥匙能否打开酒吧的那扇门。如果这把钥匙开不了那扇门，我请求撤销对我当事人的指控。”主控的助理地方检察官并没有去试这把钥匙，他在经过一番纠结后，拒绝了这个请求。经过40分钟的评议，陪审团宣判被告人无罪。雷波维兹的很多案子都是利用了这种魔鬼般的细节取得了胜利，他能掌握这些细节，是因为他精于细研案件事实。每天晚上雷波维兹都带着案件卷宗一起上床，神志清醒地躺在床上，寻找控方盔甲上某个可以进攻的弱点并精心制定自己的辩护策略，而几乎每次他都取得了成功。

　　他深谙沟通表达之道。大学时代，雷波维兹就对历史上的辩论大师进行了研究，他知道如何开动脑子、动用舌头和个人魅力，也知道如何让陪审员们听“懂”他的发言。“警察枪杀市长案”中，被告人在第一枪击中市长的胸部后，又向已经倒下的市长射了三枪。雷波维兹用“疯牛理论”巧妙地展示了被告人精神错乱的状态。在证实了市长对被告人的各种迫害后，雷波维兹争辩：一头受尽摧残、吃尽苦头的公牛在极端愤怒之下，会攻击和抵死斗牛士；在狂怒的支配下，会继续盲目地袭击那个实际上已经没有生命的遇害者，而本案被告人就是这样一头疯牛。最终，被告人摆脱了坐电椅的命运。除了用“疯牛理论”这样高明的比喻，雷波维兹在法庭上经常使用图片、示意图，甚至将法庭作为实验室，让陪审员亲自观察实验结果。这些无不显示了雷波维兹高超的表达艺术。

二、勇气

　　好莱坞的电影中，刑事辩护律师经常被刻画成一个狡猾、卑劣、操着三寸不烂之舌之人，而雷波维兹一生为之辩护的不乏杀人恶魔、黑社会分子等。这些，也曾为他带来非议。1940年5月，当民主党州政府提名其为金斯县法院候选人时，他的政治对手就曾肆意的攻击：“如果我们选择了雷波维兹，他肯定会打开监狱大门，释放他面前的每一个无赖。”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勇气，雷波维兹何以能坚持21年的刑事辩护生涯并取得卓越的成就。

　　或许最能展示雷波维兹勇气的是斯卡伯雷案。九名完全无辜的黑人青年被指控在驶向斯卡伯雷的载货火车的车厢中强奸了两名白人女孩。斯卡伯雷位于阿拉巴马州——一个黑人歧视观念根深蒂固的南方州。在这里，白人妇女要控诉黑人强奸，只要她提出控诉，法庭无须证实，就可以判被告人有罪。白人陪审员们甚至认为：除非是正当控诉，否则没有哪个白人妇女会诬蔑黑人强奸。审判过程足以说明辩护人承受的压力之重：第一次审理时，国民卫队的士兵带着刺刀、催泪弹和机关枪包围了法院，以防民众对被告人施以私刑；当被告人被判定有罪的时候，庭外赞同的咆哮声透过墙壁穿了进来；雷波维兹进行有力的辩护后，三K党开会研究恐吓计划，有人提议抢走9名黑人被告人，对他们处以私刑，也有人建议对雷波维兹处以私刑；雷波维兹收到了许多恐吓信，国民卫队在雷波维兹和他妻子的居住地安置了50名武装士兵。

　　虽然如此，但雷波维兹没有退缩。“暴徒吓不到我，”雷波维兹直面已经失去基本公正的陪审团，“他们要绞死我，那就来好了，我不怕！生命只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小礼物，如果我微小的生命可以为正义和公理服务，我的任务完成了。”

　　案件的审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9名黑人青年中仅4人被宣告无罪，其余5人中的4人几年里获得了假释，1人从监狱逃走后杳无音信。不过，毕竟9名黑人青年都避免了被绞死的命运，黑人在阿拉巴马州的社会地位也因本案得到了改善和提高（至少陪审团有了黑人陪审员，而在此案之前，惯例上黑人是被排除在外的），这或许就是对雷波维兹勇气和坚持的奖赏。

三、信仰

　　20世纪20年代，美国律师界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是：在纽约东区那些金碧辉煌的非法经营的酒店里消磨闲暇时光，并且在那里周旋于法官、黑帮头目和涉嫌杀人的批发商之间。但是在这里绝对没有雷波维兹的身影，他的生活方式或许是枯燥的：按惯例在床上开始研究案卷、分析控方的方案、制定辩护的策略。雷波维兹付出所有的时间使自己的辩护技巧尽善尽美。毫无疑问，他希望比其他同行更有技巧，但这技巧绝对不是欺骗和诡辩。

　　这些技巧也许足以使雷波维兹锦衣玉食和声名远播，甚至获得更多的名利，但那样的话，他就远远称不上伟大了。雷波维兹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伟大的刑辩律师，除了技巧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对所从事的工作有一种狂热的信仰。如果为之辩护违背信仰的话，无论金钱或名利的诱惑多大，雷波维兹都会断然拒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彼时全球最大的犯罪集团头目艾尔·卡彭因被控偷税漏税罪而求助于他。卡彭长期向芝加哥的每个官员和华盛顿的很多官员行贿，他还希望在审判之前买通某些官员以操控审判结果。因此，虽然面对10万甚至20万美元的出价，雷波维兹仍然拒绝为其辩护，他对卡彭说：“你想到法庭上控制政府判案，好吧，你将会看到政府怎样判这个案子，而你将被送进监狱了却残生。”

　　1950年，雷波维兹接受《纽约邮报》著名记者雷纳多·莱昂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似乎可以作为其一生信念的总结。当谈到如果还有一次生命，是否愿意重新来过时，雷波维兹说：“如果我还有一次生命的话，我还是要当刑事辩护律师，最后我的目标还是成为一名法官……他们（被告人）代表的权利比他们个人更为重要。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国家的一分子。通过为他们辩护，我觉得我在维护人权和人身自由方面，尽到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雷波维兹是一位伟大的刑辩律师，当他华丽转身成为一名法官时，丝毫不比其他任何优秀法官逊色。这或许是因为构成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律师和法官，同样都仰赖雷波维兹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专业、勇气和信仰。

　　                                                                             （文章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