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类型外，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种虚拟货币犯罪类型，即犯罪活动与虚拟货币本身无关，但涉及的财产标的为虚拟货币。若依据通行刑法理论，财产标的的具体形式并不影响对犯罪行为本身的认定，即使财产标的本身存在合法性的缺失，也并不当然构成免除刑事责任的事由。但是由于此种犯罪行为与虚拟货币在民事活动的法律定性存在紧密联系，因此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往往也不得不对其性质予以考量，最终使得此类案件认定较少，即使是少数对犯罪行为予以认定的案件，法院也往往回避诸如“盗窃罪”“诈骗罪”等常见罪名。

在“李玉、蒋玮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二审刑事案”中，法院回避对犯罪行为的实质定性，着重强调“被告人李玉、蒋玮主观上有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概括故意。一是李玉、蒋玮在通过“pex”接单平台倒卖USDT虚拟货币涉案期间，两人的多张银行卡曾陆续被××机关冻结，且李玉知道其卡被冻结的原因是有相关被害人的钱转到了其银行卡内”，并以此犯罪形式作为依据，将其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在该案背后，呈现出的实际上是当前虚拟货币刑事案件与民事诉讼的密切联系，在对于虚拟货币挖矿与交易的民事法律行为监管日益收紧的政策背景下，司法维度对于虚拟货币刑事犯罪的认定同样受其影响，是否将其认定为犯罪、认定为何种罪名、如何确定财产数额均对司法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

基于上述分析，在虚拟货币犯罪的三种类型中，除以虚拟货币作为交付手段的下游犯罪外，其他两种形式均与虚拟货币交易密切相关，即使是下游犯罪类型，在侦察阶段同样会对虚拟货币的异常交易行为予以监控。因此，虚拟货币交易一方面面临着民法领域司法保护与监管政策的收紧，另一方面也会引起刑事风险。为避免上述风险，在进行虚拟货币交易时应当做好以下注意事项。

1、避免短时间内高频率交易

如果行为人进行短时间内高频交易，将会造成巨额银行流水，一旦有涉案资金流入，公安机关首先会根据银行流水的数额，主观判定该行为人存在异常行为。根据《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情形，而在事件中大额交易往往涉及百万元以上。为避免刑事风险，当事人需要通过大量的材料来还原每一笔交易的真实性，如果当事人无法在询问过程中提供具体解释，或者笔录做的有瑕疵的话，就会有很大的概率会被认定为涉及虚拟货币的下游犯罪。

2、减少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交易

根据《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五款，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可能会被认定为相应罪名。在通常情况下，若使用微信等常规即时通讯软件交易，即使存在被认定为交易异常的情形，也可通过技术手段还原聊天记录以排除风险，但是若采用具有加密性和匿名性的“阅后即焚”式通讯软件，则无法通过技术手段还原交易过程，一旦涉及交易异常，则难以对交易的真实性予以证明。

3、避免银行卡冻结后继续交易

根据《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属于“明知”，符合下游犯罪的主观心态要求。而在实践中，监管部门的书面通知并不常见，更为普遍的情形是在冻结银行卡，若行为人此时继续尝试交易，该种交易行为会被认定为异常状态，并进而在主观心态符合“明知”的要件需求。

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下，无论是虚拟货币的民事合法性还是刑事风险，均非孤立存在，只有立足于综合视角，对于虚拟货币问题予以整体性考量，并在虚拟货币交易过程中充分考量其中的交易风险与刑事风险，提前做好防范，尽可能防范上述风险，才能够充分保障自身的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