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的陈述和辩解，曾经被称为“证据之王”，意指口供这种证据对定罪发挥着重要作用。极端的是，没有口供，办案机关就没法定案了。因此，办案机关会想方设法获取被告人认罪的口供，甚至使用刑讯逼供手段。

这或许也影响到被告人及其家属对口供的重视。当事人总是问律师，我在公检法面前该怎么讲，怎么讲才对我有利，即使在面对着不利的证据时，当事人也有这种想法，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当事人怎么讲决定了有罪还是无罪、罪重还是罪轻。

家属也让律师去会见时，教教当事人怎么说，当事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会说话。有的家属就觉得自己的亲人不可能犯罪。

律师要不要教当事人辩解，本质上属于如何辅导当事人的问题，本文不予探讨，只是着重其中的原因。

面对导致自己失去自由的指控，一个人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说清楚，好让办案人员理解自己的冤屈，恢复自己的自由。或许没有人愿意行使沉默权。想说清楚，或许是沉默权的另一种表现，我可以不说话，也有权利把话说清楚。做个哑巴，总是不受人待见的。

应该说，当事人及其家属重视口供，是符合口供作为证据种类的规定的。有时候，当事人的辩解真的决定了其有罪还是无罪，比如发生在封闭空间范围内的强奸罪案件，被告人的说法与被害人的说法不一致，被害人的说法又与客观证据存在较大出入，指控被告人强奸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把银行卡借给他人使用，如果明知他人是用于电信诈骗的，被告人可能会构成电信诈骗的共犯；如果以为他人是用于合法用途，那就不构成共犯。

但是，也要看到，口供只是证据的一种，不是证据的全部。证据本身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特点，口供也不例外，也可能是不真实的。认定事实要综合所有证据，当事人仅凭自己的口供，就试图达到无罪目的，有时候可能并不现实。

比如，被告人在过海关通道时，行李箱被搜出一包冰毒，被告人辩解自己不知情，是别人放进去的，但是提供不了该人的具体名字、地址、身份等信息，上面可能还有自己的指纹，单纯靠自己的辩解就很难让人相信了。

这时候，辩解变成了狡辩，企图靠口供颠倒是非，并不现实。律师会发现，会见当事人的时候，他说自己没干过这件事。律师阅卷后，才发现这个当事人说谎了，于是形成一种观念：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当事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要理解当事人。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他是“坏人”，但律师既然为他辩护，还是要尽量去理解他，站在他一方。当然，这并不是说律师要对当事人所有的说法照单全收。

以真的犯错的人而言，有的人面对错误的指责，就是不认错，试图通过说谎来掩盖错误。这可能是一种人性。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法律会保障他拒不认错的权利。如果他真的那么理性，他可能就不会犯错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犯错，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不是那么轻易地改变，即使是律师也不可能去改变。律师综合所有的证据，告知当事人的真实情况，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被强迫认罪。

来源：微信公众号“黎智鹏法律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