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批捕后，公安机关能否将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

答案是：可以的！

相关的规范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由此可见，只要案件处在侦查阶段，即使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公安机关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呢？这具有规范和现实两层迷雾。

一、规范导致的误判

所谓规范导致的误判，是说条文本身导致的人们的误解。

（一）法律规定逮捕的批准机关不是公安而是检察院、法院。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这表明逮捕是由检察院、法院批准的，根据我们通常的理解，谁决定谁负责，那么公安作为执行机关当然不能随意把人释放了。

这里显然是误会了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法律把逮捕决定权交予检察院、法院是为了限制不当羁押，也即防止公安机关滥用，本质上是为了保障人权，所以从制度设计的目的上看，只要属于“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应当尽快予以释放。

此外，这里还要注意刑事诉讼阶段的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只要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那么负责这一阶段的公安机关当然是可以做出最终决定的，这就是“分工负责”的体现。

（二）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限制了无罪释放的空间。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进一步规定：其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综上可见，逮捕的适用条件是非常高的——和提起公诉、判决有罪的标准一致，在捕诉一体的制度设计下更是如此。

这就使得人们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逮捕的人就是有罪的人，是不可能无罪释放的。

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就是说案件客观事实虽然是不变的，但是随着侦查活动、辩护活动的开展，涉案证据是在不断显露和被重新认知的，这必然导致对于案件结果的判断发生变化。

比如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中，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所为，检察院批准了逮捕，但是在后续的侦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只是10岁的孩子或者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么就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

由此可见虽然法律规定了公安机关不是决定逮捕的机关，逮捕的条件相当于有罪的标准，但是并不意味着逮捕后公安机关就不能将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只要是处于侦查阶段，能够查明属于“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则公安机关就可以将人无罪释放。

之所以人们有“逮捕后不能无罪释放”这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司法实践普遍做法，让人们觉得逮捕后不能无罪释放才是正常的。

二、司法实践的惯常

前一段时间在和一位执业多年的律师聊天时，他提到逮捕后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将当事人取保出来，都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他说的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常态，也就是构罪即捕与一押到底。

所谓的构罪即捕，并不是说构成犯罪才逮捕，而是说大概率构成犯罪就逮捕。

构罪即捕的观念，多年以来作为一项指导原则，一直支配着司法界。有时候承办检察官审查案件之后，发现案情存在一些疑问，而且取保候审也不会产生社会危险性。但是只要他敢将不批捕意见上报领导。迎来的恐怕会是一句终极之问--可能构成犯罪吗？此时承办人恐怕只能悻悻的说一句：“构成”。领导答曰：“那不就可以逮捕了”。

这主要是因为：构罪即捕原则几乎是一项零风险，却是可以获得最高处理效益的办事原则，在规则之下是最安全稳妥的做法。

伴随而来的就是“一押到底”，一押到底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在办案人眼中，嫌疑人在看守所，对他而言，就是零风险。即使羁押期间出了事故，那也是羁押部门去背负责任，对他而言，不会存在负担。

而这种思维公安机关也是一样的，如果人不羁押起来，出了问题就麻烦了，为了不麻烦，所以逮捕之后即使符合取保的条件，公安也不会主动把人释放。

相反，此时公安会极力寻找对于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立案、提请批捕的决定是正确的，这种强大的司法惯性导致逮捕的条件被虚化，逮捕决定的正确性被维持，所以导致了逮捕后似乎就只能提起公诉、被判处有罪。

因此。逮捕后无罪释放成为一个制度上可行，现实中近乎绝迹的现象。

三、结语

逮捕后无罪释放虽然很罕见，但是并非不可能。2018年6月28日，滕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拘留，随后检察院批准逮捕滕某。

后查明：摩托车司机是因“突发冠心病死亡”，即自身属于特殊体质。从主观上来看，出租车司机滕某与摩托车司机并不相识，视频中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滕某知道摩托车司机患有心脏疾病，故滕某对“摩托车司机因争吵激动而死亡”这一结果是无法预见的，不应认定为存在过失致人死亡罪中所述的“过失”。因此不构成犯罪。

随后公安机关撤销立案，将滕某无罪释放。

由此可见，法律并未限制逮捕后无罪释放的可能，但是人们对于规范的误读以及司法实践中“构罪即捕”、“一押到底”等现象的盛行，导致逮捕后无罪释放的案例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也就成为了具文。

最近，最高检发布了第一批少捕、慎捕的指导性案例。最高检内部要求：今年的逮捕率降低到50%以下。也许这样的指导与指标可以帮助刑事司法回归常态，让“逮捕后无罪释放”从条文中走出来，不再是天方夜谭。

作者：

　　李泽民，广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经济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

　　李蒙，广强律师事务所经济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微信公众号“广强经济犯罪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