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定刑事诉讼证据有八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统称当事人）供述和辩解就是其中的一种。虽然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讲求“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口供至上”的司法观念也渐渐被摒弃，但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供述仍然是重要的破案依据和定案根据。它特别容易先入为主地影响司法官的内心确信，从而左右案件结果。因此，对于自感蒙冤的人来说，一份合格的口供，是平反的坚实基础。而一份不及格的口供，容易让自己滑向深渊。

1、“委曲求全”式供述和辩解

当事人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通常情况下，接受讯问的地点在公安机关办公场所和看守所。接受讯问时的状态是戴着手铐、坐在约束椅上。肃杀的环境加上束缚的状态，会使得当事人面对侦查人员的提讯，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

当讯问地点在公安机关办公场所时，压抑感、不安感尤为强烈，因为中间没有铁栏杆隔开，办案人员的讯问方式更加灵活。当讯问地点在看守所时，由于铁栏杆或玻璃窗对办案人员与当事人进行了物理隔离，双方在空间上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情况便好的多。

不管是在哪种讯问地点，先天处境的不利，加上讯问过程中可能伴随的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讯问方式，如果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心态，违背客观事实，按照办案人员的意思，违心地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然后把希望寄托于法庭上的翻供，寄希望于非法证据排除，无异于作茧自缚。因为除了使用暴力或者变相肉刑等方式讯问的情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很难启动，而且在有罪供述已经被多份讯问笔录固定的情况下，当庭翻供的无罪辩解很难被采信。

2、“掩耳盗铃”式供述和辩解

这种供述的特点是，普通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当事人主观明知，但当事人以不记得或者供述其他对象以混肴视听。例如，侦查人员问，“当晚是谁开的车？”当事人回答，“当晚去的人有张三、李四、王五和我，不记得是谁开的了，反正是他们中的一个。”又例如，侦查人员问，“是谁打电话喊你去的？”当事人回答，“那个时候张三、李四都在一起，不是张三，就是李四。”

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是，当事人为了想减轻自己的罪责，极力地去回避一些犯罪字眼，使用中性词去描述事实。例如，当被指控为持刀捅伤并导致被害人死亡后，当事人极力辩解，“我倒地后，随手一抓，也不知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就往前伸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碰到他（被害人），也不知道碰到他哪里。”这段话就回避了凶器“刀”、动作“捅”等敏感字眼，以及伤害的部位。

其实，这种常见的供述方式虽无可厚非，但也无济于事，应当适可而止。虽然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简直就是把办案人员当智障。在一些不影响定罪量刑上事实过多地作“掩耳盗铃”式的辩解，万一司法官认为这是认罪悔罪态度不好的表现，要从重处罚呢？

3、“欲盖弥彰”式供述和辩解

案件本身就有无罪的空间，当事人很可能就不构成犯罪。但当事人一旦被羁押，犹如惊弓之鸟，求生欲特别强。由于当事人不知道脱罪的突破口在哪里，分辨不出哪些事实对自己有利，在作无罪辩解的时候，干脆对自己的行为“偷工减料”，对被害人的行为“添油加醋”，过度加工事实，让人感觉做贼心虚，使得自己的诚信度在办案人员面前大打折扣，其后续供述的真实性自然也容易不受重视。

以本人亲办案例为例，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当事人有正当防卫、行为与伤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两个无罪辩点，结果当事人不紧抓重点，供述时在己方事实上遮遮掩掩，在他方事实上渲染夸大。如对方动手的只有两人，被夸大成有20多人。使得检察官一度觉得当事人的无罪辩解很离谱、不可信，偏向于被害人陈述。最后经本人努力求证，第二个辩点起作用了，作不起诉处理。

在一起诈骗案中，当事人坚称自己没有在微信群里发过任何信息，当时案卷材料里也确实没有相关证据。当第二次开庭补充微信聊天截图时，当事人又辩称信息并非自己所发，是别人用其手机帮他发的。其实微信聊天截图并不能证明当事人有宣传、推广的待证事实，如果确实发送过信息，没有必要隐瞒。以没有关联性为由驳斥即可，结果越描越黑，直接深化法官内心确信。

4、“阳奉阴违”式供述和辩解

这种情况通常表现为当事人经过办案人员、律师的释法说理，反躬自省，打心底认为自己有罪。而且在开庭时，也一再表示认罪服法，只是想在量刑上多说几句，以期法院能够从轻处罚。不过，在自我辩解时，话一多、一乱，不小心又作了无罪的辩解。在一些已经认罪认罚的案件中，如果不加以解释，这种情形容易被公诉机关误以为不认罪，从而撤销《认罪认罚具结书》，必然得不偿失。

当然，有的辩护律师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在法庭上或者辩护词中开门见山表示发表的是罪轻辩护意见，结果下面分论点中却掺杂一些无罪辩护才需要用的观点，导致给人一种阳奉阴违、前后矛盾的感觉。例如，在一些特殊案件中，“主观明知”是犯罪构成之一，甚至是重要因素。律师表示发表罪轻辩护意见，却在阐述理由时认为当事人不知情，并以此为由要求从轻处罚。这就是典型的把“主观明知”误当成量刑情节来辩。

还有的同样表示作罪轻辩护，阐述理由时却说当事人涉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要求从轻处罚。须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因此，造成这种“阳奉阴违”式供述和辩解、辩护，更多的是过失，不是故意。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当事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就会被唤醒。表现为各种避实就虚，各种避重就轻。不管怎样，最好要听从专业律师的意见，要不然容易弄巧成拙。

来源：微信公众号“刑辩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