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的热情可能会让当事人怀疑律师的专业价值；此外，假如律师“为案动情”，过度热情，抛却专业人士的严谨理性，把自己塑造成“亲人”角色，只会不断增加当事人对自己的期望值，徒增无谓的执业压力。

　　刚出道那年，接了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王某50岁出头，办案机关怀疑其身为国企财务主管，利用职务之便将单位数百万元公款据为己有，遂将其拘押在市第一看守所。那时的自己刚完成了从检察官到律师的转型，对大案、对当事人满怀激情，愿意倾其所有，无问西东。

　　接受委托的次日，打算去看守所会见嫌疑人，了解案情。临行前，打电话给嫌疑人的妻子，问她有什么生活上的关心需要转达。许久，电话的另一头却传来了一个稚嫩的小女孩的声音，她告诉笔者她叫小芳，是嫌疑人的独生女，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现在有好一阵子见不到父亲了，她们不相信家人会犯罪，问能不能让本人这个律师帮忙在看守所拍一张照片。笔者婉拒，明知看守所的“清规戒律”不允许笔者许下承诺。电话那头的女孩开始抽泣，继而是两个人稀里哗啦地痛哭。平生最受不了这种凄凉，面对两个无助的女人，笔者动了恻隐之心。

　　在会见室，趁着嫌疑人神情饱满的瞬间，笔者用相机按下了快门。然而，这个小动作被工作人员发现了，会见被中止，律师证被扣押。通过多次交涉，总算拿回了证件，但照片必须要删除。笔者把这个曲折讲给小芳听，小芳一脸茫然。后来的日子，笔者的眼前总会出现那个泪痕满面的女儿，楚楚可怜。于是，笔者就想方设法地在这对父女之间，架起一座温情的桥梁。不言辛劳，不求回报。

　　开庭前的一天，母女俩问这个案件要判多少年。笔者说这个案件涉及的贪污数额是200多万元，事实清楚，如果罪名成立，量刑可能在十年以上。母女俩很惊愕，失望的表情冰冷而又坚定。小芳问：“那如果量刑是十年以上，这个结果我们早就知道，我们花钱请律师有什么用？”这句诘问深深地刺痛了笔者的心，笔者一直心存善念，把当事人当亲人，可对方却把律师当商人。一审判决当事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当事人妻女不满，认为律师没有动用“资源”，辩护不力；笔者不悦，很受伤，笔者的一腔热血最终化为成长路上的一句鸡汤：保持律师应有的理性，莫把当事人当亲人。

　　刑事辩护律师客户的构成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习惯被律师统称为“当事人”。为有效构建律师与当事人的信任关系，避免当事人对律师工作的误解，减少律师辩护代理工作中的非必要性投入，律师应当掌握以下几点与当事人相处的“军规”：

之一：不卑不亢，不必过度热情

　　刚入职的年轻律师尚未建立专业自信，害怕失去当事人的委托，就很容易在法律服务态度上剑走偏锋，希望以十二分的热情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因此会在与当事人的交流中出现唯唯诺诺之态，百依百顺。在辩护过程中，这类律师多以“慰问性会见”取胜，他们不断地从被羁押的当事人处获取其生活状况的信息，以向其近亲属披露的方式维系委托关系所需的基本信任。

　　但对当事人而言，他们在危难之中往往更期待寻找一位内心强大、专业精通的律师作为依靠，过度的热情可能会让当事人怀疑律师的专业价值；此外，假如律师“为案动情”，过度热情，抛却专业人士的严谨理性，把自己塑造成“亲人”角色，只会不断增加当事人对自己的期望值，徒增无谓的执业压力。因此，在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构建过程中，不卑不亢，立足专业，聚焦案情，才能赢得当事人的长久信任。

之二：就律师的职能做恰当的诠释

　　对大多数当事人而言，刑事诉讼中最困惑的命题是，如果聘请律师后起不到“无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效果，那么聘请律师的意义何在？笔者建议在与当事人签订协议前，律师应当就自己的职责范围向当事人予以释明，尽量能在律师的职能定位方面达成共识。

　　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纠错，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错误定罪，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这种纠错的功能几乎人尽皆知；但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另一方面的作用容易被漠视，那就是审计、监督功能。办案、公诉机关对被追诉人发动的国家追诉活动，是否遵循了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保障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否收集到了充分的证据，这一切都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权利加以维护。司法实践中的多数案件，检控机关的指控都能成立，辩护人的意见并非均被采纳，但这都不能成为否定律师作用的依据。没有律师的“审计”，案件的公正审判结果便难以被当事人感受，没有律师的参与，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便无法得到专业技术的支持。

之三：明晰委托，及时回应当事人诉求

　　文章开头的贪污案中，笔者在接受委托时并未仔细询问当事人的委托事项是什么，自以为只要服务热情、竭尽所能就是最好的辩护，后来才知道当事人冲着笔者“前检察官”的身份，冲着案件结果来的。但当时双方又没有挑明而已。后来，笔者在接受每一起案件的时候，都要向当事人问明：你要我帮你做什么？对于不合理的委托事项，笔者会拒绝；对于法律允许的委托事项，笔者会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形成工作重心，尽力依约完成。

　　但是现实生活中，委托人的诉求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的希望律师多次会见当事人，给予其足够的安慰，以体现亲人的关爱之情；有的希望律师能调查取证，帮助法庭全面查明事实真相；有的希望律师对案件做到事无巨细，烂熟于心；更多的当事人是希望律师的努力会换来一个期待的结果……无论律师能否做到，都应当给当事人一个及时的解答，对他们的诉求表示出中肯的回应。对当事人而言，及时的诉求回应才是实实在在的热情。

之四：适时拒绝方可赢得尊敬

　　律师执业过程中无疑会面临当事人提出无理、过分要求的尴尬，小到看守所违禁物品的传递，大到证人翻证、串供的安排，部分案件的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均会要求律师助力。

　　律师则是必须要对当事人的违法违规要求说“不”：一方面是其依法执业、恪守律师职业道德、捍卫司法公正使命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其树立良好职业形象、赢得当事人尊重认可的必由之路。如果律师把当事人当亲人，违法助人，在职业之路上失去应有的职业理性，即使当事人暂时获利，他也不会将你永世供奉，他会有诅咒你的一天。因为价值观反映了人们的认知和需求。当事人需要你的时候，他认为你的仗义相助是恩情；时过境迁，当事人变为围观者时，他认为你曾经的违法帮助是“罪孽”。

之五：绝不对当事人承诺“找关系”

　　对当事人而言，出高价让律师找关系，直接找到案件的裁判者，省去律师向其专业说服的漫长过程，确保结果满意方可体现法律效果的“快捷高效”；而部分律师则热情地展示自己的关系，或承诺动用关系，增强当事人对自己的依赖感，有利于委托协议的顺利签订。律师的这种承诺不仅构成了违法执业，增加了职业风险，更是为日后与当事人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建议对意图向律师寻求关系资源的当事人说三句话：第一，找关系、按结果收费违背了刑事辩护与代理的自身规律，违法办案、以身试法绝不可取；第二，律师介入案件的实质，只能是立足案件的事实证据，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去参与博弈，力争最好的结果；第三，正是因为案件结果的不确定性，你才需要找一位专业精通、认真负责的好律师。尽管他可能不那么热情。

（来源：方圆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