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宗货物进口贸易中，公式定价并不少见。买卖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定价公式，货物进口时实际成交价格尚未最终确定，进口商先以临时价格向海关申报，待价格确定后再结算并补充申报。

这种安排本身有其商业合理性，海关监管规则也并非一律禁止。问题在于，临时价格申报之后，实际成交价格已经确定，进口商或者报关业务人员明知申报价格低于实际成交价格，仍未如实报告、未及时补税，甚至继续沿用原有做法。

此类案件的核心争点，通常不在于货物是否进口、税款是否少缴，而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应当补充申报而仍不申报。那么，如何认定行为人明知最终成交价格呢？人民法院入库案例J某某走私普通货物案（入库编号：2024-06-1-085-002）是该类案件的典型案例。

一、案件基本情况

先来看看案例。A公司是一家生物公司，授权其全资子公司B公司进出口部负责货物进出口操作。2013年1月至2014年5月期间，在从美国、阿根廷等地进口大豆过程中，B公司进出口部员工J某某接受A公司采购中心负责人S某某的点价指令后，在明知公式定价进口货物正确申报方式的情况下，仍以临时价格作为进口货物实际成交价格向海关申报。

相关货款先按临时价格向外商支付，差额货款在确定实际成交价格后再行支付。经核定，J某某以上述方式申报进口货物50票，偷逃应缴税款66万余元。

审理法院据此认定J某某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对于A公司，公诉机关因证据不足或者证据发生变化，撤回了对A公司的起诉。

该案裁判理由中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

通过贸易合同、补充协议、资金账户、付汇凭证等客观书证，与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认定临时价格并非最终成交价格，外商邮件中的“最终价格”才是实际成交价格，延期点价后的差额是向外商补付的货款，并非期货损益。

关于行为人是否主观明知方面。J某某长期从事进出口业务，在实际成交价格产生后，明知申报价格低于实际成交价格会导致少缴税款，未向海关报告，也未向公司高层汇报要求补税，反而在后续报关中继续沿用相同做法，50票货物均涉及低报。法院据此认定其主观上不是疏忽大意，而是对少缴税款结果有明确认识。

审理法院区分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涉案货物操作人员系子公司员工，母公司虽授权子公司负责进出口业务，但母子公司系独立主体，子公司员工行为不能直接代表母公司意志，且证据表明母公司及子公司主管人员事后才得知情况，故不能认定母公司具有走私故意。

二、公式定价案件中走私故意的认定逻辑

公式定价模式下，临时价格申报是否构成走私，不能仅凭最终价格高于临时价格、产生少缴税款结果来倒推。实践中，刑事认定需要解决两个层次的问题：交易模式究竟是什么，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应当补报而未补报。

首先，交易模式的审查，依赖客观证据与言词证据的印证。合同、补充协议、点价记录、邮件往来、发票、结算单、付汇凭证等材料，能够反映临时价格是否仅为报关使用，最终价格如何形成，差额款项性质是货款补付还是期货交易损益。

J某某案中，审理法院正是借助上述材料认定“最终价格”为实际成交价格，差额为货款。辩护中可以提供相应证据，例如外商证言、期货市场交易明细、结算规则等，主张涉案交易属于期货交易或者价格尚未确定的情况。

其次，主观明知的审查，则要回到行为人的岗位职责、从业经历、具体操作和事后表现。长期从事进出口业务，熟悉公式定价申报流程，在实际成交价格确定后仍以临时价格申报，未向海关报告，未向公司汇报补税，后续又持续沿用相同做法，这些事实组合起来，容易形成明知故犯的证据链。

反过来，若实际成交价格尚未确定，或者行为人基于合同安排合理认为临时价格申报仍处于海关允许的补充申报期限内，或者差额款项性质存在真实争议，就难以认定主观故意的存在。刑法评价的是行为人在具体时点的认识与意志，而不是事后以价格涨跌结果简单归责。

此外，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的区分，在集团型公司中尤为重要。母公司授权子公司开展进出口业务，不代表子公司员工的每一次报关行为都体现母公司意志。

子公司的独立主体地位、决策流程、主管人员是否知情、违法所得归属，都会影响单位犯罪的认定。J某某案中，A公司最终被撤回起诉，说明单位意志与员工个人行为不能混同。对企业和个人而言，这一区分直接关系到追诉范围和责任承担。

三、辩护视角：该类案件的辩护要点与实务启示

办理公式定价模式下的走私案件，辩护工作宜从申报模式合法性入手。首先应当注意审查涉案货物是否属于公式定价货物，合同是否约定定价公式，临时价格申报是否符合海关监管要求，企业是否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或者补充申报。

符合规定的临时价格申报，与故意伪报价格逃避海关监管，性质并不相同。把合法申报安排与走私行为区分开，是动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基础。

其实不难看出，该类案件最为关键的是实际成交价格的确定时间。点价指令何时发出，外商邮件中的价格是否终局，结算单和发票何时形成，差额货款何时支付，这些时间节点都能够直接影响行为人何时产生补充申报义务。

若实际成交价格在报关时确实尚未确定，或者双方对定价公式理解存在真实分歧，主观明知的时间基础就不牢固。对于差额款项，还要着重审查其性质，是货款补付，还是期货损益、质量调整、运费保险等费用，不能一概而论。J某某案中，差额款项被认定为货款补付，而非期货损益，才进一步认定低报价格。

而对于主观明知的证据审查，则需要落实到具体人和具体流程。行为人是否接受过公式定价申报培训，是否知道临时价格不能作为最终成交价格申报，公司内部是否有补报流程，点价指令由谁发出，报关数据由谁审核，事后是否有人提出补税。

这些对于认定行为人是否具备走私的主观故意要件尤为重要。因此，从业经验可以作为推定依据，但不能替代对具体明知的证明。对于仅负责录入、传递单证或者执行上级指令的人员，其责任范围与决策人员应有所区别。

此外，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的区分，要围绕授权关系、决策层级、利益归属展开。母子公司独立人格、子公司内部审批、主管人员知情时间、违法所得流向，都是重要事实。

若单位不构成犯罪，个人责任的范围也可能相应限缩。对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补缴税款、认罪认罚的当事人，应及时固定自首、退赃、补缴等情节。税额核定同样需要审查，完税价格、汇率、税率、计核方法是否准确，直接关系着行为人的量刑轻重与自由。

四、结语

公式定价模式下的走私案件，表面看是价格申报问题，实质是交易模式与主观明知的证据审查。临时价格申报并不当然等于走私，最终价格高于临时价格也不当然证明故意。

J某某案表明，司法机关会结合合同、结算、付汇、邮件、岗位职责和事后行为综合判断。对于进出口企业和报关业务人员，了解公式定价的申报边界，保留完整交易和结算资料，在实际成交价格确定后及时履行补充申报义务，比事后争辩更有意义。

对于已经进入刑事程序的当事人，辩护应回到证据本身，审查交易模式是否查清，实际成交价格何时确定，行为人是否明知应报而未报，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是否混同，税额核定是否准确。个案合同、报关和结算材料差异很大，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责任如何分配，仍需结合卷宗具体判断。

首发：微信公众号“广强经济犯罪辩护”